作者：阮占江
“两会”期间，对有人大代表提出“妻子对丈夫财产和收入享有知情权列入《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议案，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这个立法建议的前提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妇女被定位为弱势一方，这显然不符合《婚姻法》中‘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立法表述”。而就此议案记者随机访问结果也表明，多数夫妻或情侣并不赞同此提议。(3
月11日《新京报》)
夏教授的分析以及记者的调查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法律和制度。近来有不少人把视野集中到制度建设方面，社会舆论有不少是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立法的。应该承认，能够看到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这确实说明了一种进步。但同时笔者认为，还要警惕陷入“制度万能论”。
笔者认为，“制度万能论”主要体现在：一出现问题，马上就认为这是制度上的毛病，应该进行修改或者根本性的否定；似乎一上升到制度层面，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面对起源于制度欠缺的问题，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办法确实是进行制度上的修改。但也应当意识到，由于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受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生活时代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任何制度性设计都必然会存在某种漏洞和欠缺。今天新的制度出来了，可能会弥补昨天的漏洞，但却非常可能给明天留下错误的隐患，也可能会给今天带来制度制定、执行和实施的巨大成本。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制度治理确实能够体现出稳定、标准单一等优势，但同时却也容易滋生一些相对负面的东西，比如长期的“制度至上”或者过于繁多的制度，往往容易导致一种相对异化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陷入一种对象化的应对状态，而不是交流和对话的状态。而且，即使非常严格、完善、周密的制度设计，也无法避免一些人刻意地钻空子。实际上，这种因为制度繁多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和变态心理，在现代社会已经有所显现甚至张扬了。
任何制度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包括约束的对象和制度的执行者。而人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生物，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照一种制度就可以有效管理。在制度之外，还有其他的有效的规范性因素存在，比如道德，比如社会习俗，比如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在重视制度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发挥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