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2004年3月，深圳的春天已经开始透出夏的气息。深圳市劲力集团董事长、52岁的郑卓辉坐在办公室里，随手翻看桌子上的报纸。

　　一个标题兀然跳入他的眼帘：保护私有财产有望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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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就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他没有理由不激动。

　　不仅仅为修宪后私营企业主可能获得更大的保护，还为自己多年来呼吁“私产入宪”终于有了结果。在新中国宪政发展史上，他甚至算得上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物：他是第一个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保护私有财产议案的人。

　　而他本身，也可称得上一部“浓缩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20多年发展历程的最生动的教科书”。

　　8年间的“心病”

　　22年前，郑卓辉只有一个身份：深圳市宝安乡农机局拖拉机站的手扶拖拉机手。

　　深圳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后，郑卓辉眼看着原先破败不堪的家乡，一天一天变得繁盛起来，他开始坐不住了。

　　妻子把家里的一头猪拉去卖了，换得200块钱，这是他们起家的惟一资本。

　　他用卖猪所得的200元钱，买了一部几乎“一步三喘”的旧手扶拖拉机，决定到河里挖沙，运到建筑工地去卖。

　　当时正是深圳高速建设的时期，工地遍地开花，一拖拉机河沙，可以卖到5元——“已经很多了，国营企业的工人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才挣四五十块呢！”

　　就这样，每车5元，他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到6部手扶拖拉机。

　　“别人有了钱就买东西盖房子，我一直没盖，还住在很破烂的小屋子里，赚的钱都投入了生产，才发展得那么快。”郑后来总结道。

　　对吃苦耐劳的广东人来说，苦只是小事一桩。麻烦的是其他旁生的枝节。

　　手扶拖拉机从1部变6部，郑卓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必须请帮手。而那时候，雇工是一个敏感有争议的问题，政府文件规定，最多只能请两个帮工，带5个学徒。

　　“政策不允许，我就偷偷摸摸地雇。”郑卓辉有些自豪地说，他是最早用外来工的人。开拖拉机的活比较辛苦，当地人不愿意干，他就到外地去请，一部拖拉机配两个人，一下子就有了12个雇工。

　　然而，这些外来工让郑卓辉陷入了无休止的烦恼当中：当时派出所把工人抓起来，说郑卓辉“剥削”，再就说他的雇工没有户口。

　　“后来就罚款，一个工人罚10块、20块钱，才准我领回去。”

　　1985年，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雇工争议慢慢淡化，但是手扶拖拉机在那时候挣钱已经很困难，郑卓辉心一横，6部拖拉机全部卖掉，买来推土机、挖土机，去做大型土石方工程。

　　“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第一期工程有我的功劳，我的土石方车队在那里‘移山填海’。”从1985年到1990年，一点一点的积累，郑卓辉的资产突破了百万元。

　　人虽然富了，但一块心病一直横亘心间。因为1981年不准个体户搞运输业，从那年开始，郑卓辉就挂靠在宝安西乡镇侨联会土石方运输队名下。双方协商好，给企业一些挂靠费，他用企业的名字和账号。

　　“我们赚的钱放在人家账上也搞不清，只有拿他们的公章，才能取到钱；如果不给我盖章，我的钱就拿不出来。”

　　自己赚的钱，却无法完全掌握，这是1980年代私营经济那批人的切肤之痛。几十万后来的私营企业主，几乎都经历了郑卓辉这般在夹缝度日的艰难景况。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一次全国工商业登记以后。

　　1990年的一天，一张名称为“劲力工程机械商店”的执照交到了郑卓辉手里，他几乎喜极而泣：披星戴月奋斗八载春秋，从青衫年少到华发丛生，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名字的企业！

　　8年辛劳累积而起的100万元，帮助郑卓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辉煌。

　　从销售汽车零部件开始，到1998年涉足房地产业，郑卓辉已经成为拥有3家分公司和26间连锁店的老板。

　　私企代言人

　　自从1990年做了深圳市个体协会副会长，郑卓辉才开始有了为自己所在的这个阶层代言的冲动。

　　那时候，他开始认识一些老板，经常的交流，使他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真实境况。

　　“真是感同身受啊。”郑卓辉慨叹，“不公正待遇太多了。”

　　“好多人都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另一类人，歧视、吃拿卡要的情况很普遍。”

　　经常有私营老板跟郑卓辉说心里话：老郑啊，我觉得心里没底，我虽然挣了钱，但是被人瞧不起，别人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法律也不保护我的权利，今天这点钱，明天还是不是我的很难说，不如吃了喝了乐得痛快！

　　同时，也有一些人买了护照移民海外，或者把钱财分批送出国。“老板们说，‘文化大革命’把人搞怕了嘛，打土豪分田地，谁不怕？没钱无所谓，怕的是还要挨批斗，还要坐牢。”

　　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念头，就在那时萌生。

　　1994年的春天，郑卓辉当选为深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第一次当人大代表，我也不懂，会上我就站起来提，说国家允许搞个体私营经济，为什么不给他们合法的身份？为什么他们的财产没有受到保护？为什么谁都可以把他们当唐僧的肉，随便咬一块吃一块？我又发言呼吁，应该尽快制定法律，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财产。”

　　当时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听完发言后就对他说，郑卓辉，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这涉及到修改宪法，深圳市只能制定地方法规，没有这个权利，你有机会做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到全国人大里去提吧。

　　没想到，4年之后的那个春天，郑卓辉真的坐上了飞往北京参加“两会”的客机——他成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卓辉永远也忘不了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不少私营企业老板知道他要去北京开人大会，坚持要为他饯行。

　　当晚，有20多个老板到场。酒喝了，饭吃了，甚至眼泪都流了，一位老板站起来说，民营企业能够有今天，非常不容易。我们深圳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作为老板来说就你一个了，到北京，你一定要为我们民营企业家说说心里话。

　　那一年，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有100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只有8位，郑卓辉便是其中之一。也是那一年，深圳私营企业统计数是14万户。

　　“迄今为止，我也是深圳惟一一个参加过全国人大会的私企老板。”他说。

　　第一份保护私产的全国人大代表议案

　　临行前，郑卓辉花了好几天时间，写了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草稿。

　　1998年的“两会”，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私营经济已经从“补充”提升到了“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作完政府工作报告的那天，广东代表团进行讨论，郑卓辉作为私营经济代表第三个发言。

　　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时，郑卓辉竟变得几分紧张。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帼英看到郑卓辉的表情，轻拍他一下说，别紧张，慢慢讲。

　　这位当年在粤北山区大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女先锋，后来也给予郑卓辉的创举以积极支持——在中国第一份私产保护议案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郑卓辉走上讲台，作了《关于重视民营企业立法工作》的发言。言毕，他用粤味十足的普通话发出老板们心中的疑惑：民营企业家也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展起来的，也是中华儿女，为什么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跟他开玩笑：“听广东代表讨论必须聚精会神，还要加联想力，否则稍纵即逝。”当时刚从北方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也笑言，很吃力才听懂了郑卓辉70%的“普通话”。

　　领导们的一番笑谈，郑卓辉放下心来：看来，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提出议案要趁热打铁。

　　讨论散会时，深圳市委副书记庄礼祥走到郑卓辉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说：“郑卓辉，你刚才的发言很好，我们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我们也有这种想法，你把老板的心声都说到了，很好很好。”

　　庄礼祥，成为第一个在他议案上签名的人。

　　需要30名代表附议，议案才能生效，为此，郑卓辉奔忙了3天多时间。后来，广东省统战部一名官员回忆说，郑卓辉的这份议案很不容易，他连续几个晚上去敲代表们的门，“厚着脸皮”说服别人。

　　“确实挺难的，”回想当初，郑卓辉仍是一脸感慨，“总之这事挺敏感，人家也有人家的理由。”

　　他以为最可能支持他的同盟军——广东团另7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只有一位签了字，其他人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甚至还有人对他说，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口没饭吃，你们先富起来了，发了财，也该知足了，现在还要求修改宪法来保护你们的私有财产，是不是太过分？

　　但郑卓辉还是坚持了下来。3月10日，这份附有49名广东代表签名的议案，交到了大会议案组。

　　议案说：由于对财产所有权的继承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私营企业家往往心里没底，缺乏长久发展的信心，一部分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思进取，沉湎于高消费，甚至挥霍，也有一部分人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致使可贵的生产要素基本流失，这样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国于民不利，因此我建议，尽快制定有关法律，确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包括私营企业的财产，保护公民各类有价证券，生产资料，私营企业的资金所有权，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破坏和伤害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那年年底，郑卓辉在深圳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回复，上称：将予以认真研究讨论。

　　6年后的春天，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入宪法的消息传来，郑卓辉连连说，他以为要10年才能达成的愿望，没想到5年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