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提议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其按照受贿罪定罪量刑。因为从中国惩治腐败犯罪的许多案例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过轻，已经成为巨贪们逃避严惩的“避难港”，不能适应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
应当说，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从已经揭露的腐败案件看，不少贪官都有相当部分的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新华社3月17日的消息说，贵州省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当天开庭，公开审理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偷越国（边）境一案。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对其拥有的价值264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身就说明了该部分财产不是正项收入。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正项收入并不能等同于不法收入。这话乍一听也有一定道理，毕竟现在人们的收入渠道增多了，不像以前只靠工资过日子。但问题是，如果非正项收入远远超过了其正项收入，谁又能说这是正常和合法、合情、合理的呢？
非正项收入远远超过正项收入，而且还是“巨额”———即使不是非法所得，起码也有偷税漏税之嫌吧？否则，这“不明”又从何谈起？既然从源头上不能“正名”，这至少说明一些拥有巨额不明财产的人，在道德上、法律上是有“瑕疵”的人。如果这种说法不成立，也就是说，大多数普通公民都常常有幸获得不明财产，那么，我们有关财产来源的法律界定是否该改一改了？事实上，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主体来看，多数是手中握有公共权力或者公共资源的各级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普通职员，能够“荣幸”获取巨额不明财产。某些握有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者资源，将国家和社会的财富通过非正常渠道，转换成自己的财产。
当然，这些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即认为这样的收入不是受贿所得。据媒体披露，对一些贪官来源不明财产的分析显示，这些人的巨额不明财产，多数是朋友或者下属送的礼金，也有一些管辖范围内企业负责人给予的劳务收入。不错，中国传统文化有送礼的习俗，礼金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加，但绝不会只有官员有如此多的朋友，也绝不会只有官员的朋友有送大礼的习惯。朋友也好，下属也好，动辄送如此大礼，这些人的收入水平难道真到了视几万、几十万元为“小菜”的地步了吗？
答案显然不是这样，这些人这样做，其意是不言自明的。其实，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获取官员给予的政治或经济回报。他们也许不是直接要求官员给予“等价交换”，但期待官员“投桃报李”是毫无疑问的。
如此看来，官员收取的礼金或劳务收入，就不能简单地认定是“礼尚往来”的“情资”，而是权力带来的隐性收入。既然是权力带来的收入，那么，我们就必须充分看清其危害，看清其更具隐蔽性的一面。
对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不明收入”，《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是，正如一些代表、委员提到的那样，有些时候，一些人反而以此来规避法律惩罚———这多少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所以说，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进而探讨完善的办法，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