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西频道3月21日电（记者王勉）“如果不从法律法规上来寻找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政策机制，停留于目前‘救火式’的追薪，永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今天补清了工钱，明天还可能出现新的拖欠。”伍世希说。

　　伍世希是广西一家都市报驻地方记者站的记者。该报从2003年12月16日开始，与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合作推出“维权追薪”专栏，开通了追薪热线电话。从此他的名字就和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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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打进他办公室电话大增。仅仅今年春节前后10多天时间，他就为民工讨回拖欠工钱170多万元。目前，他的追薪历程还在继续。以下是他的自述：

　　为了一笔工钱往往要反反复复地跑，追薪的日子实在不轻松。在打工者眼中我简直是个“救星”，而在一些开发商眼里，我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中，建筑行业是主要拖欠领域，而在建筑业中政府投资工程拖欠的比例最大。造成拖欠农民工工钱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政府及部门在急于获取政绩的心理驱使下，盲目采取贷款、施工单位垫资等多种方式，超前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建设项目。结果有的由于缺乏资金保障，成了“半拉子”工程，有的工程勉强完工了，政绩有了，留下的却是“前一任政府搞工程、后一任政府忙还账”。有的没钱还，有的认为不是自己“头上的事”，不认账。有的工程项目因欠款时间较长，建设单位倒闭致使拖欠款变成了“死账”。

　　有的工程在没有作出科学规划，没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盲目上马或超标准上马助长了一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工程竣工了，不仅无法产生效益，反而成了“累赘”，还有谁顾得上民工工资？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是一个由开发商、建筑商、劳务企业、农民工组成的连环套。开发商为降低成本拼命压价，建筑商为拿到项目，什么样的条件都接受，待建筑工程分包后，建筑企业把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链条”向下延伸。建筑单位给各劳务单位款项不够，劳务单位就不给处于这个“链条”最底层的民工发工资，而且非常“理直气壮”。

　　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工程预算1000万元，开发商给建筑商变成了800万元，到建筑商给劳务企业有可能变成了700万元，有的再经过层层转包后变得更少，反而还产生了一笔无形费用，这些到最后都会进入成本，造成整个工程总的造价接近工程预算，甚至超过预算。这个差价怎么办？只有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加之，有的从一开始就只是开个“空头支票”，岂能不拖欠！

　　讨债路上受害者除民工外，其实还有和民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工头。建筑商没有钱或有钱不给包工头，包工头拿不到钱，自己不仅是“杨白劳”，还要承担债主的骂名。广西玉林市容县容城镇村民刘庄就是这样的典型。从1995年开始，他就遭遇拖欠，他将家里积蓄，包括变卖了一些工程机械全部赔进去支付民工工资还不够。他说，8年来，每逢春节，别人在家里庆团圆，他只能在外躲债。更难受的是，很多民工是他的乡亲，有的生活非常困难，指望那点工钱，但他的确没钱给。他说，每见到这些民工乡亲，他心比刀绞还难受。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只能是“救火式”的，发现一起想办法解决一起。广州、北京、上海、南宁等多数城市，尽管各自出台了一些办法，比如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建筑企业设立工资预留账户等，但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针对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法规。从监管角度看，劳动监察部门人手不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些企业对劳动仲裁往往置之不理。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仅仅通过行政手段而非法律手段，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必须由原来“救火式”转为提前预防式。要下大力气理清欠薪链条，摸清问题症结，建立防止欠款的机制和法规，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同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应像北京一样，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取消其经营资质，驱逐出北京建筑市场。

　　我知道，讨薪本不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但面对有关劳动行政部门“处罚难”和“执行难”的现实，我觉得当一名记者挺身而出，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仗义执言是应该的，尽管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

　　但愿以后不再发生或少发生记者举着“维权追薪”大旗，就“欠”与“不欠”、“还”与“不还”的问题和一些人论战的事情。

　　责编:韦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