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近2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急剧扩张，尤其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拥有相当数量财富的富人。不过，慈善家的人数却似乎并没有同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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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富人本身尚没有发育出比较浓厚的公益精神。中国的富商们刚刚发财致富，还没有从商战的硝烟中走出来，甚至大多数仍拼杀于商战中，这个时候，他们更多地为了商业本身而生存，尚无暇他顾。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企业家从一线商场厮杀中退出后，才有余力观照自己的心灵，寻求生命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

　　另一个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似乎让富人们鼓不起精神。某些群体存在着仇富心理，而整个社会对富人们缺乏足够尊重，尽管大家都羡慕他们的财富。这种社会心态，让富人们不愿、也不敢掏钱；而富人们“为富不仁”，又让社会对富人更加鄙视。如此恶性循环，以致近些年的慈善活动似乎以普通民众为主体，富人们反倒没有突出表现。

　　而就政府而言，没有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政策，为富人们服务社会提供充分的激励。比如，民间基金会的成立、审批设置的门槛太高；缺乏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基金会的活动有诸多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当其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具有公益精神的富人们服务社会的渠道，并使基金会的活动更为规范。

　　但也许是太强调规范化了，这个条例反而提高了设立基金会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基金会的具体运作模式，规定得过于详细，以至于没有给基金会的创造性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事实上，发展民间基金会，不光是为了吸引民间资金，也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富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来管理慈善、公益事业，从而为公益事业注入活力。因此，推动基金会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政治、法律和政策环境，让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慈善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涌现出来。

　　一谈论起基金会，人们就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繁荣羡慕不已。但人们容易忽视，在这些基金会背后，活跃着一批慈善活动家，正是他们，不断地尝试筹资的新渠道，开拓慈善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新领域。根据这样的经验，一个可取的基金会法律、政策，应当鼓励更多具有公益精神的人士参与社会的治理，不仅贡献他们的财富，也贡献他们的智力。

　　为此，首先需要改变政府本位的社会治理观。以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发展经济要靠政府，繁荣文化要靠政府，甚至连近些年来的慈善活动也是靠政府组织的。然而，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长期依靠政府的权力自上而下地组织，而必须依靠社会的自我治理，即由民间社会在政府之外提供部分公共服务，比如，对弱势人群提供救助，发展文化、科学、学术、艺术事业。他们既可以补充政府的缺口，也可以与政府竞争，推动政府提高效率。

　　基金会不过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治理的一种形式，政府还应该鼓励企业家、富人、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寻求更为多样化的形式。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就一直活跃着大量公益、慈善组织，他们不仅承担起了提供社会救助的责任，甚至供应了社区的大部分公共服务。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自发地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既激励了富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也维护了弱者最基本的尊严。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供恰当的制度框架，恢复我们的这一优良传统。这里的法规和管理，可以更为宽松一些。必须的防范措施当然是需要的，但对于愿意涉足公益事业的人士，我们也应当保持足够的信任、尊重，给他们更广阔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