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亚兵 王慈生

　　拔出“萝卜”带出巨贪老领导

　　邵亚军今年52岁，曾任江西省弋阳县县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在任期间邵亚军贪污公款三十余万元，收受他人贿赂十多万元，共计贪污和收受贿赂四十五万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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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2003年经江西省上饶市检察院公诉，上饶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两项罪名判处邵亚军有期徒刑18年。邵亚军不服提出上诉，日前，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邵亚军最终获刑17年。

　　身为县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邵亚军是如何成为“阶下囚”的呢？

　　邵亚军罪行的败露或许算是一个“偶然”。2002年10月，邵亚军刚从德兴市公安局调到弋阳县工作二十多天，他在德兴市公安局的下属，经侦大队原副大队长舒影静就出事了。10月16日，舒影静被德兴市纪检委找去谈话，接着就被“双规”。德兴市检察院很快介入此案，并决定逮捕舒影静。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办案人员惊奇地发现，一个小小经侦队不仅有个存款高达二百万元的小金库，而且这里面还牵扯到舒影静的老领导———邵亚军。

　　据舒影静供称，小金库里钱的来源是经侦大队历年办案中的罚没款及赞助费。从1999年夏天到2002年春天邵亚军分20次从她手上拿走了一百万元，一般都是邵亚军让她拿钱，她就从小金库取钱，然后直接送到邵的办公室。多则一次十几万，少则四五万元。舒影静说，他要这么多钱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哪玩儿吧，我只知道有25万元买了汽车。

　　拔出萝卜带出泥，邵亚军的贪婪嘴脸就此浮出了水面！

　　舒影静初落法网，邵亚军还曾抱有侥幸心理，他企图干扰调查，逃避法律制裁。

　　佯装不知干扰办案也徒劳

　　邵亚军，1968年参加工作，1973年入党，其父母都是离休老干部。邵1970年底入伍，1976年初退役后被分配到德兴市公安局工作。邵亚军从一般民警一步步走上刑侦大队副队长、大队长、交警大队教导员、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9月调任弋阳县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身为一名“老政法”，在舒影静落网后，起初，邵亚军也和其他贪官一样，不但不如实交待问题，反而千方百计地干预调查工作。

　　检察官找邵亚军谈话，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只是从舒影静手上要过25万元用于买警车。邵亚军甚至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听说，2002年对德兴市公安局审计时，发现经侦大队的‘小金库’有好几百万元，我很震惊。我当局长的那些年，大会小会都讲要严格按‘收支两条线’办事，局党委还专门研究制定了具体措施，半年一小查，年终一大查，发现问题后还处理过个别派出所长。”

　　更为恶劣的是，2003年2月的一天，邵亚军把一张写有“说东西给了王健(原德兴市公安局副政委，病故)”的纸条通过秘密渠道传给羁押在某看守所的舒影静，企图嫁祸于死者，来个死无对证，致使舒影静突然翻供。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的眼睛，舒影静最终还是供述了翻供的原因。在事实面前，邵亚军不得不作出如实的供述。

　　2003年4月上饶市检察院决定对邵亚军立案侦查，5月12日对其执行逮捕，随后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经查证，1998年4月至2002年9月，在邵亚军担任德兴市公安局长期间，该局经侦大队将办案中追缴的赃款及部分赞助款，不上交公安局财务，而是私设“小金库”，钱账都由舒影静直接管理。邵亚军不但明知这样做是违法违纪的，还多次从“小金库”拿走八十多万元，并嘱告舒影静不要将他拿钱的事告诉别人，也不要记在账上。邵亚军从这些钱中贪污了32.9万元。检察机关同时查出，邵亚军在任德兴市公安局长期间，临川市三建公司项目经理徐景贤得知该局需新建看守所大楼，多次找邵亚军要求承建该工程，并表示按工程款的5%给邵亚军酬金。1999年下半年邵亚军将工程给了徐景贤，尔后邵亚军先后10次收受徐景贤送的酬金人民币13万元并用于其购买商品房。

　　据介绍，邵亚军贪污受贿的公款，其中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包养情人上。

　　局长“要钱”原来为了“包二奶”

　　2001年春的一天，邵亚军到南昌出差，晚饭后在某歌舞厅结识了坐台的A小姐。A小姐时年21岁，嘴巴很甜，迷得年近五十的邵亚军竟肉麻地对A小姐说：“我喜欢你”。邵亚军自称姓张，是搞工程的老板，两人互换了手机号码。一个月后，邵亚军跑到南昌，把A小姐约到宾馆吃饭，并开房间与A小姐发生了性关系。据A小姐交代，邵亚军不仅主动付给她“性交易费”5000元，而且叫她不要坐台了，去做生意，资金由他解决。据邵亚军供述，2000年下半年，A小姐跑到北京做服装生意，打电话向他要8万元“本钱”，他当即答应，并向舒影静要了10万元，给A小姐汇了8万。过了一段时间，A小姐又从北京给邵打电话，称进货资金不够，邵二话没说又汇给她2万元。过了几个月，A小姐从北京转到满洲里做生意，称进货需要钱，邵亚军又汇去4万元。据查，邵亚军只和A小姐发生过二次性关系，为什么会给她这么多钱呢？邵亚军这样交代：“我想和A小姐保持长期关系，所以就尽力满足她的要求，别的没多想。”而A小姐则说：“他是我的客人嘛，他和我上床就应该给我钱，再说他都这么大年纪了，和他相处就是为了钱嘛。”

　　1996年，邵亚军在德兴市某舞厅认识B小姐后，两次带B小姐到上饶、南昌去玩并发生了性关系。1997年B小姐以开歌舞厅为由向邵亚军“借”2.5万元，邵立即如数奉上；2002年11月B小姐去上海打工向邵亚军“借”6万元，邵亚军又是二话没说……

　　2002年上半年，邵亚军在上饶某酒店吃饭，结识了在某单位工作的C小姐。其后，邵亚军每次到上饶都约C小姐出来“谈情说爱”，先后送其白金项链一条、手机一部、手表一块和现金一万元。

　　仅举上述三例，邵亚军糜烂的生活可见一斑。归案后，邵亚军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并作了痛苦反思：“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走到今天，真对不起组织、家庭和父母。这些年我放松了学习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总觉得工作干好就行了，学习不学习都一样。现在看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代，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吸收腐朽的东西就会很快。当一个人把法、道德、制度全抛在脑后时，就没有抵抗力了，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