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3月23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国文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政绩观，必须用制度做保证。在制度创新方面一向敢为人先的浙江省的许多地方，正在不事张扬地迈开改革、完善现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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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考核制度的步伐。

　　一个指标变成四个指标

　　前不久，浙江湖州在干部政绩考核中取消了GDP指标。在上上下下多少“官员”还成天围着GDP转时，这则新闻不啻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干部圈”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拍手叫好，称之为“石破天惊的改革举动”；也有人提出了疑问：“拿掉了GDP，还考核什么？”

　　其实，湖州市决策层也有过争论。而力主这一改革的市委书记杨仁争在一次谈话中，曾系统地谈过以往政绩考核的种种弊端。他说，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一些地方把“发展才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才是硬道理”“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造成大量浪费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另外，“现实生活中GDP成了‘一俊遮百丑’的硬指标”。

　　现在，在湖州市实施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GDP指标被代之以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步状况四个新的指标。这一减四增，看出湖州市越来越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了。

　　而在浙江的其它地方，也都纷纷在改革中有意识地淡化了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强化了科学发展观。许多市、县，还不约而同地淡化甚至取消了政绩考核中的“招商引资”指标。曾几何时，“招商引资”指标还被列为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仅次于GDP的第二位指标，分解到了几乎所有干部的头上，并且竭力提高这个指标在考核中的“分量”。结果，为吸引项目，各地纷纷比着劲儿办这“节”那“节”，圈地搞“开发区”，压低价位批租土地，出台种种“优惠政策”，有的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至于这样引进的项目带来的后果，就全都顾不上了。绿色GDP也成了不少人着力探讨研究的课题。各地急功近利的事确实做得少了，讲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多起来了。

　　拿湖州市为例，由于从2001年就开始逐步淡化GDP考核，结果近两年这个市的GDP增长幅度在全省虽然不算靠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这两项指标，却占居了全省首席位置。

　　“打勾勾”变成了“算工分”

　　“干部出数字”，是时下不少地方的“通病”，更是妨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敌”。连浙江这样一向提倡“多干少说”的地方，这一现象也未能幸免。

　　建立干部考核制度的初衷之一，原本是想遏制这一恶习，可现在却偏偏事与愿违，这是什么原因？道理其实也简单——在维系干部们荣辱升迁的现行考核制度下，真真假假的“数字”竟还都真能“出干部”！这就点出了考核制度存在的一大漏洞：“考”得还不真、“核”得也不实。于是，浙江各地在改革中比较多地把矛头对准了这一漏洞。在这方面，金华市的浦江县很有代表性。这个县几年来在推行的“干部动态考核管理”改革试验中，就有的放矢，在力求考核结果的全面、真实、可靠上采取了不少创新措施。

　　一个创新是把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基本考察和政府对干部的政绩考核“统”在了一起。过去，基本考察的主要做法是分层次对干部的各方面素质情况进行测评，即被人俗称的“打勾勾”，但考察结果却是县委任免奖惩干部的主要依据；而政绩考核通常只主要用于对干部的年度经济奖罚。浦江县委从多年实践中发现，这两种“考”法分头进行，互不联系，最后对一个干部的政绩“描述”仍然不够真实完整。于是，就由县委组织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同组建成了“考核办”，把两“考”紧紧“捆”了起来，干部的政绩就完整得多、清晰得多。

　　另一个创新是突出对干部的“动态考核”。县考核办的同志告诉记者，“静态评价”作为对干部总体素质的考察方法，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往往在年底一次性考核，给干部打出的是全年“总印象分”，比较笼统，也比较容易受到某些人为干扰而“失真”。而“动态考核”，则是重点对干部的工作和活动进行具体的全过程“跟踪”，根据每个干部这一年做了哪些工作，每项工作干得怎么样和取得的效果如何，用“量化写实法”逐项考核并计算出他做工作的“数量分”“质量分”和“效果分”，然后才相加为年度总得分。这样的做法，被有的干部戏称为“算工分”。不过，这样算出来的干部得分确实比较具体、扎实，也比较贴切地反映出干部的实际政绩。

　　创新之三，是推行“分类考核”，即不再“一件衣服大家套”，用一套相同的指标考核所有干部，而是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职责和任务，突出不同的重点指标分别进行考核。这样做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更加实事求是、公平合理，二是有利于形成不同分工干部之间有益的互相监督和制约。

　　“官考官”再添“民考官”

　　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还存在另一缺点——基本上仍局限于“官考官”。然而，作为群众的领头人，一个干部创造的“政绩”是造福一方，为民谋利，还是劳民伤财？感受最深切，看得最清楚，也最有评判权的，还是基层广大群众。因此，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时，浙江各地在努力提高干部考核的“民主含量”时，都把重点放在改变“官考官”格局，请更多真正的“民”参加当“考核官”上。

　　浙江对干部政绩进行考核早已普遍采用了民主测评方式。而以往规定参加测评的一般是被测评干部的上级、下级、同级及组织人事部门。这样操作，在对级别稍高一点的干部进行测评时，就很少能有基层群众参加。现在许多市、县出台了新的规定：不论对哪一级别的干部进行民主测评，都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基层群众或基层群众代表参加，这就大大扩大了基层群众在干部考核中的评判权。

　　在杭州、宁波等一些城市，则是想法请广大市民也参加到对干部的考核中来。大体做法是，每年年初，市有关领导部门就选定若干个机关部门作为公开考核对象，在各社会媒体上公布，广邀市民群众从工作作风、服务态度和创造业绩等几方面对这些部门加以评议，并由有关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到年底对这些部门的工作进行考核时，市民们的评议意见就成了重要评判依据。还有一些地方，每年年初都通过媒体公布政府当年要抓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几件“大事”和上马的几大工程，让市民群众评判。群众的评判意见年底用于考核有关主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政绩。

　　不少地方还创造出了一些别具特色的“民考官”措施。地处浙东南山区的天台县，在对全县乡镇干部进行考核时，推行了一种请村民自主给乡镇干部记“功过簿”的制度。村民们记的干部“功过簿”，还要由村两委会在村务公开栏中张榜公布，请更多的村民补充、核实和监督。乡镇党委则负责抽查、汇总，最后也纳入年度总考核。有3名以往考核成绩不错，县领导印象也较好，提拔重用可能性很大的机关干部，因为被村民在评议中揭露出了不少“毛病”，考核得分很低，因而分别受到了免职和撤职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