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郑志刚

　　核心提示

　　本月在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陕西、河南两省代表、委员又起“三门峡水库存废”之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潼关高程”淤高责任究竟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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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着“潼关高程”这个简单的水利学名词而展开的讨论，已经持续了44年。潼关高程，指黄河在陕西潼关水文站日均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对应的水位高度。

　　潼关高程的抬升原因是繁复而多变的。如何更加理性、建设性地看待问题，是亟须面对的。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三门峡水库的关心

　　60岁的刘敏珊这两天忙着在大学校园里传达“全国两会精神”。但她心里总惦念着一件事。

　　本月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渭河2003年洪灾，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为此委员们交提案呼吁，尽快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以降低潼关高程，甚至有人提出炸掉三门峡水库。

　　对此，河南省32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议案以示异议。议案说，如果简单地让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或者大幅度降低运用水位，势必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生态灾难，还将引发一系列事关全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国内一家声誉甚隆的媒体，甚至以《三门峡水库存废争论再起陕西河南针锋相对》为题，来表述两省争论的“激烈程度”。

　　刘敏珊是上述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位。身为郑州大学工学院工程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她数十年来一直深居高校，所从事专业研究又和三门峡水库有较大距离，但“我一直很关心这事”。

　　刘敏珊说，陕西方面说三门峡水库的事，其实归根结底是在说潼关高程的事。这个问题已经纠缠多年，是该有个清楚结论的时候了。

　　两会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争论再起

　　“再过几个月，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又将进入主汛期，当地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随时处在洪水灾害威胁之下。”3月10日，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时宝代表建议，国家应采取综合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隐患。

　　陈时宝引用有关水利专家的话说，渭河小水酿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历史上，渭河下游冲淤基本平衡，潼关高程长时期保持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随着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库区泥沙淤积，潼关高程抬高，12条南山支流的河床也随之抬高，多数变成悬河。

　　与会陕西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为，造成渭河洪灾的原因主要是潼关高程居高不下，而三门峡水库高水位运行，则是造成潼关高程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对此，来自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的议案。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该枢纽运营44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

　　议案说，“渭河灾起三门峡”的观点非常错误。水库建成初期，对潼关高程有过影响，但经过两次改建和“蓄清排浑”方式运用以来，最高运行水位不断降低，现已对潼关高程不构成影响。

　　1960年开始蓄水的同时开始争端

　　“今年两会上，被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三门峡水库，再度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国内某权威媒体如是说。

　　多年来围绕三门峡水库所起争论的核心，“其实都是潼关高程在做纽带”。也就是说，“陕西洪灾是不是潼关高程淤高所致，而三门峡大坝是不是潼关高程淤高的主要因素”构成了争论方程式。

　　“潼关高程”的争端，自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起，已经持续44年。事实上，据史料记载，1954年开建三门峡水库时，就有针对“苏联专家设计方案”而展开的争辩。只不过在当时，反对的声音相对微弱，“只有黄万里和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持不同意见”。

　　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著名泥沙专家焦恩泽印象里，1962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就曾提过“降低潼关高程”的议案。同年6月份，国家水电部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争论异常激烈。接下来，在1963年“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的会议”、1964年2月“北京新桥饭店治黄会议”等多次相关会议上，争论从未停歇。

　　甚至1964年西安市区一座楼房发生局部沉陷，陕西省都向上打报告说是“三门峡水库蓄水”所致。结果查明，不过是该楼房的下水道坏了。

　　2003年渭河流域暴发的秋汛，使历时绵长的争论达到高峰。“废弃水库、炸掉大坝”等声音，敲击着许多人的耳鼓。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长钱正英，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全年敞泄。继陕西媒体之后，中央电视台以《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随之全国媒体争相关注，观点不一，“三门峡存废”顿起轩然大波。(本报2003年11月份曾作了连续性报道)

　　“天气变暖，北方来水少，而来水少、河床淤积是自然现象，整条黄河及北方的全部河道河床均在抬升之中。”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院高工刘继祥说，“如果渭河淤积埋怨三门峡水库，那么黄河下游淤积，总不能跟着埋怨渤海吧！”

　　刘继祥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潼关高程的抬升属自然抬升，非渭河独有，也非潼关高程独有。三门峡水库运行不是潼关高程升高的惟一原因。

　　“渭河已虚弱得不堪一水。”焦恩泽说，由于十几年连续干旱，渭河河槽已严重萎缩，过洪能力降到不足每秒千立方米，这才是洪灾的主要成因。

　　三门峡建库前的潼关高程

　　三门峡建库前，潼关高程为323.5米。

　　“自1929年有水文观测资料以来至1960年三门峡水库蓄水，这30年间潼关高程升降的实际情况，对今天分析问题有直接作用。”焦恩泽说。

　　从观测到的建库前30年间汛期、非汛期潼关高程升降值来推断，“潼关高程是逐渐上升的，多年平均上升率为0.033米。”

　　从陕西咸阳水文站、道口水文站和华县水文站同流量水位变化可以看出，渭河下游河道在三门峡水库修建之前，也是微淤上升的。

　　至于建库前潼关高程的抬升原因，焦恩泽认为，与黄河上游来水来沙条件有密切关系。水沙条件变化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严重。明、清以来，人口骤增，黄土高原大范围毁林毁草开荒，大量泥沙入注，使黄河逐渐变成堆积性多沙河流。1950年以后，黄河上游兴修多座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沿黄工农业和城市用水不断增加，而来水量大减。这使单位水体含沙量大大增加。所以，确切地说，是水沙条件恶化，导致了河道淤积。

　　44年泥沙淤积分析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的资料，详细记录了潼关高程最近几十年高度的变化。

　　1996年汛前，潼关高程达328.4米，比建库前净上升4.92米。

　　三门峡水库1960年正式运用以来，44年间，经历了蓄水运用、滞洪排沙、一期工程改建与增建、二期工程改建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五个阶段。

　　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蓄水运用期。最高水位达332.58米，全库区泥沙大淤，潼关高程由建库前的323.5米抬升到326.29米，净升2.79米，引起各方关注。水库改为滞洪排沙运用。

　　1962年4月至1966年汛前，滞洪排沙期。全库区总淤积量近14亿立方米，潼关高程高327.99米，与1962年汛前相比，上升1.7米。

　　1966年6月至1969年5月，一期工程改建期。潼关高程上升到328.46米。

　　1969年6月至1973年12月，二期工程改建期。打开原施工导流底孔，潼关以下库区发生强烈冲刷。二期改建完成后，潼关高程下降约2.0米。

　　1973年12月至今，是三门峡水库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运用期。随着水库运用方式不断完善，影响潼关高程的“副作用”逐渐减少几近于无。

　　但30年来潼关高程起起落落，总体上仍然呈抬升趋势。综合各种观测资料查证，这完全是黄河上游不断恶化的来水来沙条件所致，和三门峡水库几乎没有关系。

　　1986年后，黄河上游龙羊峡水库正式蓄水，并与刘家峡水库联合调度运用。汛期蓄水而非补水，改变了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年内分配。上游地区(河口镇以上河段)工农业和城市用水量巨增，支流上水利水保工程发展迅速，人类活动拦截了大量径流量，使得进入黄河中游的径流量锐减。这大大降低了水流输沙能力，致使输沙水流在进入三门峡水库库区之前，就已经处在超饱和状态。这必然造成自上而下发生沿程淤积。干支流淤积向库区延伸，加重水库淤积，进而造成潼关高程抬升。

　　“可以说，逐年恶化的水沙条件，让三门峡水库在‘潼关高程淤高’这个复杂事实面前，背了黑锅。”

　　淤积之“责任分割”

　　清瘦的黄河泥沙专家焦恩泽说，自己对潼关高程多年的关注只是为了“探究事实”，而不愿卷入“偏颇而冲动”的口舌之争。

　　在他看来，隐含在潼关高程演变过程中的因素，是繁复而多变的。潼关高程是潼关河段一个突出的特征值，水沙条件和水库淤积都对它产生影响，同时它又摆脱不了历史时期黄河冲淤的大链条。除此之外，潼关断面上下游相邻河段的冲淤变化，也对它形成制约。

　　而造成潼关高程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三门峡水库壅水、入库的水沙条件变化和在自然情况下的淤积上升率”。

　　从1960年建库前的323.5米到2001年的328.23米，潼关高程综合抬高4.73米。

　　焦恩泽测算，这40年里上升的4.73米中，水沙条件变化引起的上升值为1.34米；纯自然条件作用下(就是即使没有三门峡水库也要发生的上升)的上升值为1.32米；三门峡水库(主要是建库初期运用方式未完善之前副作用较集中，现在仅有极其轻微的后遗症)引起的上升值2.26米。

　　“当然，这种用数字来定性分割的估算，只能是个参考意见。”焦恩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