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孙德宏
熊德明之进城与求助者之侥幸，更多地折射了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尴尬。对那些确有失职行为的政府部门而言，仅有尴尬是不够的，至少还要有惭愧，而且还要有检讨，并进而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熊德明进城打工也是新闻。
这当然是因为她向总理反映欠薪问题并获得迅速解决而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清欠活动。但在我们看来，它更因为熊德明已成为了一个象征———关于当下中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如何解决的象征———因此，熊德明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与欠薪、清欠有关的事情，都是人们所关注的。
上周，很多报纸都刊发了新华社的特写《熊德明进城打工第一天》。同时，很多报纸还配发了一张“3月17日，找到工作的熊德明夫妇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熊德明夫妇笑得真诚、开心。作为读者，我们也很为他们高兴———成了“明星”的熊德明，一百天里接待了几百名远没有她那样幸运的农民工，如今，她至少不必为此“操心”了，至少不必承担巨大的心理重负了。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重负。但我们还更为关注的却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面对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一个农家妇女再真诚、再厚道，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熊德明进城打工的无奈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虽然席卷全国的风暴雨暴的清欠活动确已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工兄弟依然没有拿到他们应该拿到的血汗钱。像熊德明夫妇一样，他们同样大多真诚、厚道，而且无奈，但同时他们还有一份痛苦，甚至愤怒。他们很不开心。
对熊德明而言，进城打工是一种无奈；对前往求助的民工而言，大多也知道一个农妇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找熊德明或许只能是其内心的一份侥幸———我们必须明确，熊之进城不是求助民工的错，当然也不是记者报道的错———熊德明之进城与求助者之侥幸，更多地折射了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尴尬：找正常的政府公共渠道讨薪难度太大，成本太高，而且大多也难见成效。不能不说，熊德明之进城与求助者之侥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目前劳资体系的不规范和一些劳动执法部门的失职、甚至渎职所导致的。
因此，对那些确有失职行为的政府部门而言，仅有尴尬是不够的，至少还要有惭愧，而且还要有检讨，并进而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所谓办法，在去年底今年初那场风暴雨暴的清欠活动中已有一些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还应更多一些，另一方面则是至少把已有的真正落实。去年底今年初的清欠活动虽然在劳资体系的规范上尚无重大改进，但正是由于措施刚性并且落实力度大，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眼下的情况似有望得到根本解决。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这对解决这个数年未解的难题来说，对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但我们还是难免有些担心：作为一个“象征”，曾经帮丈夫成功拿到欠薪而今也进城打工的熊德明，今年底能否顺利拿到薪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熊德明何时能不再有所顾虑地回家？
希望这问题提得不是无奈，而是无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