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青松
一个17岁的在校中专生在专卖店抢了一部手机，构成了抢夺罪。然而，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却没有按照以往的做法将其判刑，而是以“社区服务令”的判决代替了刑罚———判决该学生到某社区无偿服务，并由专门的社区干部负责对他进行教育和劳动管理，而其他居民并不知道犯罪人的具体身份（3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认为，以“社区服务令”代替刑罚，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是一种人性化的法律“变通”。首先，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应遵循“从轻原则”。以“社区服务令”抵代刑期的做法，可视作管制刑的延伸，是将管制刑具体化了，是一种有益的司法尝试。
但是，由于“社区服务令”在《刑法》等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如何判决、实施“社区服务令”，对什么样的罪犯、什么性质的犯罪才能用“社区服务令”代替刑罚，在法院判决过程中就具有较大的弹性。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在校学生轻微犯罪之后可以适用“社区服务令”而免除刑罚，那么在校学生之外的其他未成年人，当他们轻微犯罪之后能否“享受”到这样的只参加社区劳动改造而不受刑罚的特殊待遇吗？更进一步说，假如一个从农村来的、混迹于城市的未成年人也在商店里抢了一部手机，法院是否也会以“社区服务令”的判决取代刑罚呢？
这就是“社区服务令”的公平性问题，即能否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而不只是用来“照顾”城里的未成年学生———那就把一件好事搞变形了。
很显然，“社区服务令”作为现行法律条文的延伸、细化和变通，能否保证其公平性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其公平性无法保证，那么其合法性、合理性也必然会遭到怀疑。行文至此，笔者深感自己这是在杞人忧天，但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对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厚此薄彼现象，也的确让人难以不往“歪”处忧一下。如果法院面对城市里的学生犯人时心慈手软，常常以“社区服务令”代替刑罚，而对其他未成年犯人却从不判决“社区服务令”，那么“社区服务令”就变成了一部分未成年犯人享有的“特权”，这样做也就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
说到底，是否以“社区服务令”代替刑罚，法院应该严格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性而定。同时，立法环节应该对“社区服务令”予以明确和规范，使“社区服务令”的具体判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