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声东击西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专机师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等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只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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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

　　3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飞。周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为中路，李克修断后。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

　　毫无理由地突然改变计划，王家墩机场不能接受。我们如实告诉王家墩：“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他们直接与北京挂通电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北京方面叫我们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当时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震动全国的“七·二0事件”。

　　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时，我们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最后，机组成员集体研究，决定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直到我们飞出汉口老远，王家墩机场还在不解地一遍遍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我们的周总理。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总理的话简短明确。在停机坪上，我意外地发现，除我们这3架伊尔－18，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机长是潘景寅。云南蒙自机场打下了蒋帮一架U－2美式高空侦察机。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前去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到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凌晨4时，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了20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原来是7月21日凌晨两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随着“轰”地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起来。领航员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此一问，我才如梦初醒。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要去上海。

　　彭德怀强行起飞

　　1958年8月底的一天，我被派往西安。其实，到西安只作短暂停留，我的任务是飞往延安，去接在那里作社会调查兼“回娘家”看亲人的彭德怀。

　　中午，彭总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彭总说：“下午两点钟出发，你们去休息会儿吧。”

　　我们谁也没有休息，立即进行准备。空军的电报到了：临潼机场有大雨，飞机不能起飞。这个扰乱了彭德怀行动计划的新情况，一定要及时向他报告。

　　不多一会儿，彭德怀坐车来了。“怎么啦？天气不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严重吧。给空军打电话。”

　　答复是不能起飞。那时，我还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课目。彭德怀睁圆了眼，盯住我问：

　　“嗯？听说是你不能飞呀？”我不敢说能飞，就含糊其辞应付道：“我没有训练完复杂气象课目。天气是不太好，可是……”

　　“我看是可以走的，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们走。”彭德怀知道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正在西安，到机场后，立即打电话给曹里怀。“是你在那里不让我去呢？还是机组技术真的不行？你跟我说清楚！”

　　“临潼正下大雨呢，落不下来怎么办啦？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呀！”

　　“你在塔台指挥，我们在天上飞还不行吗？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回去！”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一阵之后，说：“我跟机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吧。”

　　当我们飞临临潼机场上空，飞机高度降到250米时，仍旧看不见地面。

　　最后在领航员的指挥下，总算安全降落。机门开处，大雨之中，从西安赶到临潼的曹里怀副司令员垂手站立迎候。头顶没有雨伞，身上没有雨衣，连顶草帽都没戴，任凭雨水打在脸上身上……

　　彭德怀见了曹里怀这副模样，并无怜悯，第一句话就带着火药味：

　　“我说机组行，你非说不行，越拖越晚，越晚越坏……”

　　饭桌上，彭德怀手里捏着酒杯，一脸余怒未消的神情。

　　“就你曹里怀不让我来。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没有摔死吗？……”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还都是曹里怀的下级。彭德怀也不给曹里怀留点情面。可曹里怀却俯身对我悄声解释：

　　“彭老总你可能不了解，他就是这脾气，别看他这会火气挺大，骂完就没事了……”

　　周总理的脚步偏向机门一侧

　　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

　　“我是师长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1974年12月———编者）中午1时，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飞机去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待叶帅一停止讲话，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

　　“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

　　四届人大召开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只剩下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周总理。

　　和以往一样，周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车门开处，总理由一名卫士搀扶了出来。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这一回，我们看见总理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戴毡呢帽，而且还捂了一个大口罩。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去。只见总理的身体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纠正过来。总算到了舷梯，总理一只手借助着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望着总理那张苍白的面孔，那副身不由己的模样，热泪禁不住地涌上了我的眼眶……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应召飞往武汉，要送在那里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去云南思茅，然后去与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秘密会谈。当时武汉军区空军参谋长姓李，是位资深的红军老战士，还在延安时期，他就知道总理坐国民党的飞机过秦岭时差点出事。李参谋长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总担心着飞机不安全，比不上火车稳妥可靠，便私下里决定让总理从铁路坐火车先到南宁。他虽然主意已定，却不敢对总理说，便在我们机组身上打主意，强迫我们编造航线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的假情报。总理信以为真，为了赶时间，不失信于胡志明主席，总理决定在一列货车上挂一节客车车厢，无可奈何地轰轰隆隆赶往南宁。

　　总理见到先期抵达的我们很是奇怪，我们只好讲出了实情，总理听后气得脸色铁青，连说“岂有此理”。

　　（摘自《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