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文宁
“零婚检”引爆新社会问题，人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遭遇危机——《北京青年报》3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自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去年10月1日实施以来，自愿婚检取代强制婚检，不少地方婚检率骤降，部分地区逼近零水平。对此，专家担心，婚检率的骤跌，令“人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第一道关口呈现严重危机，将给新生儿健康及社会埋下隐患。
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儿至少有80万至100万，遗传专家称，婚检可以使出生缺陷率减少80%。仅仅是由“强制”到“自愿”的一步松动，婚检处即门可罗雀，婚检率几近为零，乃至引发人口出生缺陷干预的虚置，对此，我们有必要反思：本来于己于社会都十分有益的婚检制度实施多年，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一个“自愿”的选择呢？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呢？
我们知道，一项制度要顺利推进，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公众的认同和配合。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很多人并不十分明了或根本没去想过婚检有什么用，只不过是以往强制性规定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婚前去走一走这一程序。而当是不是去婚检可以自己决定时，婚检不婚检无所谓、婚检未得到公众广泛认同的问题才暴露出来。
当然，这里首先与公众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关。专家告诉我们，婚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是阻断疾病的屏障之一，通过婚检可以发现遗传病和遗传缺陷方面的问题，经过科学指导和治疗，可以有效避免婚后的许多麻烦。但可惜的是，专家的提示和声音总是那么微弱，或姗姗来迟。事实上，这些信息并没有顺畅地、有效地传达到广大公众当中，以至于人们提起婚检，更多的是抱怨甚至“敌视”。正如报道中所总结的：费时间、费用高、走形式、可能暴露隐私等等，所有的理由都回避了婚检本来的意义。同时，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做法也加重了公众对婚检的误解。
一项制度的设计必须契合特定时期的现实需要。当初，在城乡间、不同地区间公共医疗卫生水平参差不齐、婚检的意义难以被广大公众认同的情况下，强制性制度能够有效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因而它是必要且值得肯定的。那么，今天，在由“强制”到“自愿”的制度转换中，我们是否还欠缺一点什么？换句话说，公众是不是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保健信息和保健意识而去自觉婚检？婚检服务部门是否能够提供适应公众需要的、周到的服务，以消除公众对婚检的抱怨，吸引公众的自愿选择？归根到底，人们对婚检的误解乃至排斥，更多地与公众健康医学知识的欠缺有关，与相关服务的形式主义有关。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从这些基础性工作着手，也许可以避免“零婚检”的尴尬。
作为“人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第一道关口，婚检绝非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事实证明，事先预防比事后救治，其社会成本及家庭的痛苦都要小得多。因而，有关部门有责任为公众把好这一关——一方面，大力推进医学保健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科学的制度引导和规范也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