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一场漫漫黄沙席卷了北方11个省区市，7000万人受到影响。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
沙尘暴的发生固然与土壤风蚀、土壤含水率、植被覆盖度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显而易见，人类的活动是产生沙尘暴的主要诱因。人类的过度放牧、过度垦荒、滥伐森林及工矿交通建设都会促使沙尘暴的产生。尤其是垦荒破坏地面植被，形成大面积沙化土地，成为沙尘
暴形成、发育的源地。事实上，近50年来的监测表明，我国沙尘暴频发与土地荒漠化扩展的步伐是一致的：20世纪50至60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1560平方公里，沙尘暴发生5－8次；70至80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沙尘暴发生13－14次；进入到90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发生沙尘暴则达23次之多。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年年种树，土地荒漠化扩张的步伐和沙尘暴发生的次数，却反而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我认为，原因至少是出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种轻养”，种养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所谓“种树容易养树难”，老百姓种树养树热情不高，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在为别人穷忙活，与自身的实际利益并无太多关联。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迟迟难以落实，更使那里的农民“年年造林年年穷”，迫于生计，农民不得不靠砍伐林木为生。种养的是小树，毁掉的是能遮风挡沙的大树。
二是在生态问题上，某些官员表现出的利益倾向。从生态角度看，保护现有的草场比治理沙地和沙漠要重要得多，有效得多，也容易实施得多。但现在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治理而不是保护，这是因为在那些官员看来，治理（比如种树、种草和水利工程）就意味着有项目，有项目就意味着有政绩，有政绩就意味着有利益。生态治理也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一些部门、地方利益的纷争之中。
上述情况的发生，反映了我们在防沙治沙系统的设计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是理念上的缺陷，缺乏人地关系协调观、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其次是战略上的缺陷，将防治沙尘暴的重点放在沙源地区的“治沙”上，而非“退人”上；第三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将防治沙尘暴这样一个需要全社会采取协调统一行动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理解为人工恢复植被的技术工程，就治理而治理，脱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从而难免治标不治本。
深入反思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防沙治沙上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避免“穿新鞋走旧路”，需要我们在防治思路上有创新，它包括：解决沙化地区人的生存与发展，减轻其人口压力，防止农牧业发展对植被的破坏；建立防沙治沙的区域协调和配合机制，通过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形式开展跨区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荒漠化治理。比如，可由相对条件较好的北京居民分担内蒙古等地农牧民的部分治沙成本，帮助他们治理风蚀问题，共同享受环境改善的效益。邓聿文（北京编辑）（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