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如今却是“旧瓶”装了“新酒”，我在一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的叫“性描写有理，婚外恋无罪”。倘若出于别的什么人之口，也许不足为奇，但人家又明明白白地标着，此乃“梁晓声语出惊人”，这就确确实实地使人吃惊了。莫非这位至少在我印象中还比较严肃的作家，竟然也转向为“性解
放”鸣锣开道，为“性文学”摇旗呐喊了么？
仔细拜读了那篇关于梁晓声的专访，才发现题不副文。这篇专访共有论情感、论才女、论文学、论文化、论人格等五个部分，并非专谈婚外恋和性描写的，那么上述标题，先有以偏概全之嫌，“惊人”之语更非出自梁某之口，他说的虽与婚外恋和性描写有关，却与这个标题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
梁晓声只是以中国古代才女———他特别提到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命运观照现代“另类才女”，对她们笔下的“性描写”作了一个解读，说她们“特别张扬自己的性情”，“是不是也意味着是历史的一种反证”？这“反证”一词，可以当做“反动”来读，或可叫做“对女性受压抑历史的一种反动”，就像“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一样。但对于“特别张扬自己的性情”的“性文学”，这只是原因，不是理由，最多只能说是“性描写有因”，怎么就变成“性描写有理”了呢？这些话也有对“另类才女”及其“性描写”的理解与宽容，但理解和宽容，并不等于倡导与支持。
“婚外恋无罪”也是从梁晓声的话中“提炼”出来的。“有的时候暗恋别人，有的时候别人暗恋我们，还有的时候由于这样那样的条件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因此，梁晓声不相信人的一生只爱一次，“反对用婚外恋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评价”。倘说“暗恋”只是单相思，梁某说的婚外恋，也就是那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藕断丝连了，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婚外恋，他也强调要“有自信和能力”使“三方都不受伤”或“受伤到最小的程度”。在这些话中，怎么“提炼”得出“婚外恋无罪”？包“二奶”是婚外恋，充当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也是婚外恋，如此等等，岂可一概无罪，甚至都不受到道德的谴责？
“梁晓声语出惊人：性描写有理，婚外恋无罪”，就是这样“提炼”成一个标题硬加在一篇并不媚俗的专访上的，还作为“要目”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真够抢眼，真够刺激。
题不副文，很难说是编辑或主编的疏忽，或许倒正包含着他们的一番苦心。以“性”吸引读者的眼球，借以拓展刊物的市场，这种“市场意识”支配下的“市场行为”早已屡见不鲜，其中当然也有某种“市场需求”在起着作用。而且，有某种“市场需求”，方才有某种“市场意识”；有某种“市场意识”，方才有某种“市场行为”，这是一条“性文学”的“生态链”，很难完全归咎于某一个环节，但办刊物办到要以“婚外恋”与“性描写”之类的招数来吸引读者，终究也是堕落与悲哀的。
这份刊物的封面上还标着“中国文摘期刊研究会推荐刊物”。如果“推荐刊物”应当具有某种示范效应，那么，这也是一种示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