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涛来源： 中国青年报
社区服务制度是国外一种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狱外劳动改造的方式。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将这一制度应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这一制度的引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带来一些问题，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的做法，在当地就引起争议。
专家质疑的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判处犯罪人到社区服务以抵消刑期的规定，因此普兰店法院以“社区服务令”替代刑罚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刑法》第3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应交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在普兰店法院的判决中，“社区服务令”则是由社区的群众来帮教执行，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法院，判决书也没有罚金方面的内容。
笔者认为，遵守已有的法律规定，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尊严，才能培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我们要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在法律的弹性空间中寻找变通措施，体现法律的实质合理。如果国家机关带头违背法律，特别是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然在国民中产生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管制由公安机关执行，对抢夺罪要并处或单处罚金，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怎能违背法律的规定？我国刑法并没规定“社区服务令”的刑种，对于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规定，法院怎能擅自创设？
其实，法院完全可以在法律限定的弹性空间中进行改革。比如，判处被告人管制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然后与公安机关与社区协商，由社区群众来协助公安机关帮教，并将社区服务纳入管制、监管内容中。对于社区服务的制度，在司法机关探索一段时间以后，必须由立法机关论证其可行性，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笔者认为，司法改革要尽可能寻找宪法、法律的依据，尽可能在宪法和法律的限度内、弹性空间中进行。在法无规定亦不禁止的情形下，司法改革可以谨慎进行；有悖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除非涉及公民重大权利或具有其他现实迫切性，并得到最高司法机关许可，否则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不宜擅自行动，而应及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摘编自《中国青年报》3月31日文/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