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俞 评
去年以来我国推行的一系列人性化立法，由于赋予了公民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而被广泛称道。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凸
现出的些许瑕疵和硬伤，却也是不得不说的。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后，不少城市出现了一个耐人寻
味的现象：一面是乞丐有增无减
，强讨硬要、职业乞讨有恃无恐，一面是政府精心准备的救助站门可罗雀无人领情。城管部门不得已划出"禁乞区"、拘留强
乞者，还招来不少非议。不可否认，这与办法制裁恶丐行为的条款缺失不无关系。不惟行政规章如此，随着我国立法步伐的加
快，一些法律法规"水土不服症"发作得也日渐频繁了起来。本来是以人为本的立法，由于出现了"漏勺"，徒增执法成本不
说，还给百姓添了堵，个中显现的立法质量问题及其功利、浮躁心态，对法律权威性的损害是难以估测的。
城市里常可见这般景象：一条绿化带或一块草坪刚建成不久，就被人踩踏出一条条便道来。过去我们常常指斥那些"
开路人"缺乏社会公德，就是不肯换个思路想问题：当初规划设计时为什么不从便利人的行路需要出发预留通道，那样岂不可
以绿化、通行两相宜了么？立法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把法立得"多快好省"，而在于在"禁"和"行"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避免因不合理的设计而导致人为的"踩踏"。立法说到底是一门保护与禁止的科学，说得透一点，是保护该保护的，禁止该禁
止的。如果把不该保护的保护了，不该禁止的禁止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恶丐现象"和"便道效应"。执法中的偏差尚且
可以通过执法监督机制修复，并且后果在可控的局部范围之内，而立法中的瑕疵给执法和秩序带来的冲击则是全局性的，远不
象存在设计缺陷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打个"补丁"来得那样简单。
立法者对于保护和禁止的价值判断，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着客观的价值标准。卢梭说："明智的立法者并不从制
定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这话是说到点子上的
。创制一部良法，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要让最广大的人民接受，在法律的创制阶段，做好人本设计，尊重和保障人
权，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是十分必要的。但立法层面上的"人本"终究不是浅层次的，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是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兼顾。以前一阵媒体上激辩的禁放烟花爆竹为例，作为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民俗
，"爆竹声中一岁除"的传统因子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必须关照到百姓这一正当的精神需求，但我们也应看到它
既扰民又不安全还污染环境消耗能源的另一面。禁和放都不是问题，但绝对地禁或绝对地放就会有问题。限定时间、地点的有
禁有放，恐怕是最佳的立法选择。又比如，禽流感疫情发生地的养殖户有法定义务协助政府扑杀家禽家畜，但法律对此也应作
出相应的补偿规定。笔者以为，只要不对公共利益产生实质性损害，公权就应尊重私权的存在；若是私权与公权发生冲突，则
私权应优先满足公权的实现。在这两者之间，法律拘束
力的不当倾斜，都会使法律重心不稳、执法成本高企，甚至陷入任人"踩踏"的危机，更别指望它吊民伐罪了。
这几年我们立的法定的规已经不少，基本上已覆盖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堪称精品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最近，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从这一执政新理念出发，立法不应单纯追求速度，更应着眼"牢度"；不应盲目扩张数量，更
应注重质量，要象新《婚姻法》、《行政许可法》那样打造成精品法律，成为社会关系的"调节阀"和各方利益的"平衡器"
，把法真正立到百姓的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