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韩晓露

　　江苏最近提出学习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且要赶超浙江。

　　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浙江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赵伟教授。以下是记者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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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记者：最近江苏提出学习浙江模式，赶超浙江的说法，对此您如何看待的呢？

　　赵伟：历史地来看，改革开放起步前夕，江苏经济比之浙江要略胜一筹。1978年，浙江人均GDP仅331元， 江苏为430元，高出浙江近100元，几乎比浙江多1/4！这种差距是历史造成的。计划经济留给江苏的工业摊子要远大 于浙江，基础设施也多于浙江，江苏的工业化程度要明显高于浙江。甚至在改革开放前十七八年时间，江苏经济的发展也比浙 江经济引人注目一些，以社队集体企业起步并由此而迅速推进的"苏南模式"，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区域范式，一度也获得较大 成功，引起经济界的极大关注。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经济的发展势头有些盖过江苏。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 面，"苏南模式"的固有缺陷的累计一度导致苏南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浙江模式"的优 势得以发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经济异军突起。由此使浙江经济后来者居上，人均收入先超越江苏(90年代中期)，而后 超越广东(90年代后期)而上升至全国各省域经济第一。近年虽然江苏经济发展势头不比浙江差，但由于浙江经济以民营为 主，老百姓参与度与得到的实惠可能更大一些，经济发展的动力深植于大众之中。因此经济发展动力似乎更持久些。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外贸扩展与以跨国投资经营为核心的"走出去"举措，在沿海各省最引人注目。这些都可以视为江苏提出赶超浙江 说法的背景。

　　观察记者：那么苏南模式也经历了改革了么？经历过改革之后又如何呢？

　　赵伟：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一度陷入困境，集体经济模糊的产权制度加上基层政府主导，使老百姓未能从经 济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受益，因此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下降。但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大约从1997年开始，苏 南地方政府推出了两大对策：一个是内部推进体制改革，另一个是外部实施积极开放战略。前者以原有集体企业产权明晰或民 营化为核心，后者则以外资、外贸、外经"三外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基调。这可以视为"苏南模式"的"突围"措施。客 观地来分析，"突围"的路径在体制改革上有些模仿"温州模式"的影子，而在对外开放上又有些学习"珠江模式"的影子。 现在看来，"苏南模式""突围"的路子是选对了，获得了成功。而成功的模式突围为苏南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世纪 转折时期重新显现出生机。

　　观察记者：那么其中，我们也看见了苏南学习"浙江模式"的影子？

　　赵伟：应该是。客观地来说，苏、锡、常等地创造的"苏南模式"走出困境，是参照了浙江经济改革的某些做法，尤 其是"温州模式"创造的一些体制特征的。虽然江苏政府也好，苏南的学者也好，少有人明确说过他们学习了浙江的做法。但 这里有一个背景，这就是"温州模式"的成功，尤其是它受到学术界较大关注的时候，恰恰是在"苏南模式"遇到困境的时候 。而"苏南模式"的"突围"，在体制上恰恰是以明晰产权为基本基调的，我曾给"温州模式"概括了四个特征，其中一个重 要的特征，便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当然更客观地来看，说苏南企业产权改革模仿了"温州模式"，有些简单化，我倒认为 90年代苏南改制有些"萧山模式"的影子。我们知道，浙江萧山在90年代初期的改制，主要是将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变成 了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苏南后来的企业改革，也走的是这条路。

　　观察记者：那么浙江有无感到苏南对浙江的一种赶超呢？

　　赵伟：应该说是有的。"苏南模式"突围"之后，在利用外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外资不仅给苏南带来了资本，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兴产业，新的与国际接轨的企业制度。这一点是浙江所缺乏的。由于浙江经济以民营、民资起家，迄今一 直围绕传统产业发展，企业制度也未能摆脱家族化特征。这是比较而言的，但对浙江经济来说，发展的最大挑战还在于自身。 客观地来说，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沿海三个有特色的工业化区域经济发展依赖的主要因素不尽相同：珠江三角洲主要靠开放 --扩大开放，温州以及浙江主要靠改革--"温州模式"浙江化，苏南则以其模式"突围"为契机而将改革与开放较好地结 合在了一起。时至今日，浙江体制改革空间已经很小，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就经济体制改革来判断，浙江迄今只完 成了一个半的产业改造。

　　观察记者：是哪一个半产业呢？

　　赵伟：一个是第二产业，在中国即工业。按产值计算，目前浙江90%以上工业是民营的，不到10%是国有的。另 外半个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非主体行业，主要是商品销售、公路客货运输以及非主体服务业等等行业，绝大部分也是民营的。我 认为，判断一个部门体制改革是否突破，一个简单而明了的指标就是新制度企业产值或销售额占该部门总量的比重。谁都知道 ，国有代表的是老的企业制度，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属于典型的新制度企业。既然这一个半部门产值或销售额的90％以上 为民营企业创造，因此可以认为改革取得了突破。但按照同样的标准来判断，浙江显然还有一个半产业的改革未能突破。其中 一个产业是第一产业，主要是农地制度，这个产业的制度浙江与别的省一样。而农地改革，我们尚未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程度 ；半个产业是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如金融、电信、电力与主体运输业。这一个半产业制度改革超出了地方政府权限，因此单 凭民间创新无法突破。而恰恰是剩下的这一个半产业的体制，对浙江经济下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浙江已经要完成工 业化了，马上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了，现代化经济最重要的行业是金融、保险、通讯、运输等构成的第三产业。这些产业不改革 ，二产发展缺乏坚实的依托，缺乏持续的动力！

　　观察记者：江苏尤其是苏南经济这一块，对外开放做的比较好。而且，江苏凭借沿长江地区的区位优势，正符合IT 产业需要得紧靠国际空港，快进快出的特点。所以，江苏最近几年IT产业发展得极为迅速。

　　赵伟：是的。江苏新兴产业发展主要靠了引进外资，尤其是台资。90年代末苏南的"三外齐上"战略正赶上东亚I T产业调整，东南亚IT产业企业纷纷移师中国大陆。苏南抓住了这个机遇，发展了新兴产业。浙江未能抓住这个机遇，由于 主要靠了民间改革，开放上尤其是引进外资上做的比江苏要逊色的多。现在有种提法，说浙江引进外资方面应学苏南，甚至有 些县还提出"追赶昆山"口号。我认为这未必准确。实际上，浙江经济以往的成功并非模仿的结果。今后也不可刻意去模仿， 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上不可刻意模仿苏南。原因在于，江苏尤其是苏南引进外资是特殊环境促成的，除了内部政策措施得力，政 府战略准确而外，外部东亚IT产业区位调整的基于以及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不可忽视。浙江要找这样的机遇，目前不大现实 ，刻意模仿成效不会太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目前浙江传统产业已经打入了国际生产链条中，外贸节节攀升，这也不 失为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如果能够将浙江制造业嵌入全球跨国公司生产与销售链条中，浙江经济尤其是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当 不小于利用外资。如果浙江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在世界各地发展自己的经营网络，则对于浙江经济发展创造的动力，当 远胜于消极引进外资。

　　观察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江苏在经济上提出学习浙江的理由是什么呢？

　　赵伟：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浙江近几年经济发展势头有些盖过江苏，尤其是经济、人均收入、外贸与税收增速，在沿 海各省最引人注目。也受到高层赞许。这可以视为最大的理由。但我认为，江苏和浙江不存在谁学谁的问题。因为两省发展路 径不尽相同。比如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浙江经济在区际开放上做得就很好，而江苏省则在对外开放上做得比较好；目前江 苏在引进来方面做得较好，浙江则在"走出去"方面成效显著。我感到，无论是区际开放还是国际开放，无论是借助引进来还 是"走出去"，只要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都是成功的路子。目前两省应各自继续发挥自己的 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路子，不可刻意模仿。这不仅是因为刻意模仿无助发展，而且还在于，两个经济大省 若在某些方面刻意模仿，可能导致一些争夺政府过渡竞争，进而导致产业雷同化。近年沿海省域为争夺外商投资，竞相出台优 惠政策，就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一点浙江应该避免。

　　观察记者：那么，在目前的形势下，浙江模式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别的问题呢？我说的是与苏南相比较。

　　赵伟：与苏南相比，浙江经济下一步发展最大的障碍在于体制。前面已经讲过，目前浙江体制改革的余地越来越小， 因为民间能创新的部门差不多都创新了，剩下的要么是超地区政府直接控制的部门，要么是垄断行业控制，地方政府无权改革 。目前对浙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金融，浙江虽然拥有富甲中国的一大批民营企业，私人储蓄与民间财富积累规模巨大，但 缺乏将本地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的金融系统，偌大的一个浙江没有一个自己的金融中心，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脱节。且改革前 景黯淡。我认为，金融将是浙江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央银行近年的分区管理体制，实际上将浙江金融划归上海管理，其 结果是浙江金融受制于上海，难以发展出自己的金融中心。这方面江苏则有所不同。与浙江相比，苏南在金融体制上有两个潜 在优势：一个是有南北两大金融中心可以依赖。南是上海，北是南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自不用说。由于南京本身是独立于上 海的管区央行所在地，这无疑有利于其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另一个是大量外资企业的存在，增加了地方政府在体制 改革方面的权限，尤其是与超区域政府、部门谈判的筹码，这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推动金融创新。从这些因素判断，可以认为 苏南下一步发展的金融环境，要优于浙江，尤其要比温州强的多。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一个地区如若缺乏强有力的金 融支持，是难以持久维持经济中心地位的。这一点温州近期的某些迹象似乎已经证明。近年温州大量民间投资外流，在很大程 度上是金融约束的结果，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制造业中心，居然没有自己的金融体系，未能发展成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中 心。

　　观察记者：那么浙江在制度改革上的余地已经很小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赵伟：因为余地越来越小了，我们就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

　　观察记者：该怎么用新的思维方式呢？

　　赵伟：我认为农地制度、第三产业主体行业与国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该用一种新思路。其中农地制度改革应从工 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趋势考虑，而非单纯从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考虑。金融改革应该内外并举，内部即体制内国有银行改革 ，外部即体制外非国有银行。我认为，在像温州、台州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地区，不妨尝试一下建立"第二金融"，即民营银行 、民营投资公司，以彻底解决银企脱节问题。

　　观察记者：其实这类银行在温州民间很早就有了，只不过是非法的，地下的。

　　赵伟：温州虽有民间的地下的金融组织的，但由于是地下的，缺乏法律保障，经营上也不规范。但这里地下金融的长 期存在，就说明很需要"第二金融"系统。实际上，整个浙江都需要，因为绝大大部分企业是小企业。既然需要，既然已经非 法存在，何以不能将其合法化，纳入法律规范下呢？这就是我们应该改革的一类地方。说起来，这类改革是超出了地方政府的 权限，但地方政府并非是无所作为的。至少有向高级决策层反映真实情况的权力，至少有争取的权力吧？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地 区到了地方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了。至于通讯、运输等垄断性行业，政府不妨尝试借助地方立法途径来削弱其垄断地位，促使 其基层机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