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办学呼声渐高不乱收费学校难正常运转？(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5日15:13 新华网

　　监利：“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

　　湖北监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调查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的担子农民卸下来了，政府又尚未挑起。现在从事村办学校教学工作的多数是财政供养的公办教师，县级财政有压力

　　2月18日，湖北监利县朱河镇双石小学两个年级的学生们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由于计划生育和生源外流等因素导致的学生数量减少，原先有300多个学生的学校现在只剩下了37个，大部分教室现在都空了下来。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记者近日在“三农”问题有代表性的湖北省监利县调研时看到，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债台高筑，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教学秩序。一些基层干部和教育工作者甚至认为，农村义务教育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寅吃卯粮，旧债新偿

　　由于沉重的“普九”债务和教育投入的不足，不少农村学校不得不靠寅吃卯粮，来旧债新偿，才得以维持最基本的运转，发展根本谈不上。特别是在每学期开学时，一旦偿还的薄弱链条断裂，学校连校门都难以打开。

　　监利县柘木乡石桥中学有一幢新教学楼，原计划建5层，停停建建历经六七年，如今根据领导的要求，只建了两层半，去年才竣工。可是大楼三扇铁门至今却只开了一扇。“三扇铁门要3000元。学校只付了做门的师傅1000元，两扇门的钥匙他一直没有交给学校。”校长刘和平告诉记者。

　　“你们这么大个学校，两千块钱都给不出吗？”记者问。“教学楼还欠着款，包工头三天两头来讨债，去年4月份还大闹过一次，把实验室的桌椅都从楼上丢了下来。”据刘和平介绍，石桥中学100多万元的老债，主要是“普九”达标中征地、建房欠下的。税费改革后，学校收费渠道变窄，运转困难，为了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只得再借新债，维持各项开支。

　　他算了一笔账：去年秋季开学，他们中学办的小学有500人，学杂费每人110元，除去书本费，学校可用的只有每人杂费30元；初中三个年级1500人，学杂费每人250元，可用杂费是80元，加起来学校能用的钱是13．5万元。而学校的各项必要开支就有：公用经费人均200元，80个老师就是1．6万元，办公费用每学期2万元，房屋维修8万元左右，水电4万元，加上其他必要费用，一学期就有近10万元的缺口。

　　“没办法，我们只好发动校委成员们自己想办法借钱，上学期一共借了15万元，我个人就借了3万元。这学期的学费收上来，先还了12万元。现在刚刚开学，我们又在为这学期的开支犯愁，这还欠着1万块钱的水费、7700多块钱的电费。”谈到借钱刘和平就一筹莫展。　记者采访结束正准备离开学校时，碰巧遇上了匆匆赶来的柘木乡自来水厂的厂长夏建兵，他拿着最新的2868元欠费单来讨债。他告诉记者，这已是今年第四次到学校讨债了，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一到开学，讨债的就蜂涌而来，有的要锁校门，有的要在学校里上吊，有的要喝农药……”

　　被债务缠身的不仅仅是石桥中学，记者调查的十几所城乡中小学，几乎都是债台高筑。监利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说，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每到开学，债主们就纷纷上门讨债，甚到堵校门。2003年春季入学，全县就有4所学校被延迟一周开学。　玉沙中学是监利县城关容城镇的一所重点中学，县里主要领导的孩子也都在这所中学上学。但校长杨军良告诉记者，从“普九”到现在，学校欠债已高达330万元。

　　“一到开学，讨债的就蜂拥而来，有的要锁校门，有的要在学校里上吊，有的要喝农药，有拍桌子捶椅子的，有住到我家里不出来的。这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要讨的债已经登记了150万元。”杨军良说。

　　学校也没办法，每学期拿学杂费先还一部分旧债，又不得不借新债维持运转。“就这样寅吃卯粮。今年收到的学费已经支付了去年的欠账，这学期向书店赊购教材，又欠下了7万多元。学校负担不了开支，快要无法开门了。”杨校长说。

　　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转型期，“担子”由谁挑、如何挑？

　　监利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汇报材料指出，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但作为一个教育大县，基础教育谁来“买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教育经费难以得到确保。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转型期，“担子”由谁挑、如何挑？过去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村基础教育的担子大部分落在农民肩上。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的担子农民卸下来了，政府又尚未挑起。村办学校过去主要靠民办教师支撑，民办教师工资大量靠村级和学生家长承担，县乡财政承担比例不大。现在从事村办学校教学工作的多数是财政供养的公办教师，县级财政有压力。

　　据了解，监利县以往通过收取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和教育统筹等，可筹集8000万元，加上县财政的教育投入，基本可维持教育正常运转。2002年税费改革后，三项收费被取消，国家转移支付只有3000多万元，还有4000多万元的缺口。

　　全县中小学共有债务12469万元，其中“普九”债务5526万元，均挂在学校账上。现在，学校规范收费后，还债能力更低，债主封堵校门、封堵教学大楼的事时有发生。去年以来，有两所学校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被债主告上法庭。

　　不乱收费，学校就难以正常运转？

　　教育投入“以县为主”，县级财政困难，老师工资难以按时足额发放

　　农村税费改革后，一方面教育费附加、教育统筹等不能再向农民收取，另一方面，在教育投入“以县为主”的机制下，县级财政困难，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部分教师连四项基本工资都难以按时足额发放。在农村中小学中，出现了不踩“红线”乱收费，学校就难以正常运转的怪现象。

　　2002年12月16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到监利调研税改，在偏远的柘木乡，从农民口中得知当地石桥中学秋季开学报名费竟收500元，便边走边问路赶到学校。在校长办公室里，他从一溜文件夹里翻出一份文件，一看便皱紧了眉头：各种收费加起来共505元。而这份文件的标题赫然是《柘木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禁止中小学乱收费的紧急通知》。在第二天的监利县干部大会上，俞正声严厉指出：“严肃纪律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关键，没有纪律就没有好的作风，有纪律而不执行就是官官相护，就是腐败！县委书记、县长不要怕得罪人，要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对相关责任人务必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因为乱收费，一些校长被撤职

　　原教育局局长说：我撤了他，可我也很同情他

　　因为乱收费，石桥中学已经撤换了校长，多收学生的32万元也已经如数清退。新任的校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沉重的债务包袱和迫在眉睫的运转困难，使新校长深感度日艰难。“除了要应付债主一天也不放过的纠缠，还要面对全校数十名教职员工。虽然工资由县财政直接通过银行发放了，可是还有他们的福利奖金、办公经费，这些还得学校出啊！”

　　去年11月，柘木乡发生了一起教师罢课事件。柘木小学、石桥中学、薛塘中学等几个学校的老师联合起来，罢课一个星期。原因是2000年还有几个月的工资一直欠发。石桥中学校长刘和平告诉记者：“这次罢课事件后，上面想办法给老师们解决了一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有4个月工资的历史欠账。”

　　刚刚当选县人大副主任的原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匡进平对记者说：“税费改革以后，不应向农民收的都取消了，再收就是违纪。在我手里，就撤了9个校长，处分了17个。譬如实验小学的校长，我撤了他，可是我也很同情他，学校水停了，电停了，他被逼得没办法，才去冒这个险。”

　　早在2002年7月，实验小学的前任老校长在离任审计中就被查出了几笔违规收费。当时的审计报告中这样写道：“任期内，在学校正常收入无法满足经费支出的情况下，通过违规收费、截留应退的课本费，组织职工集资等途径组织资金从而在经济上确保了教学工作的运转。”

　　去年继任的校长却因为收了6万余元的“捐资款”被撤职，当时学校处于负债运行状态，举步维艰，连水电费都无法缴纳，拨款无望，要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必须自找出路。

　　在这所拥有2600多名学生的老牌学校，记者看到，校舍破旧，校园拥挤。为了防止33个班的学生一窝蜂地跑出来，学校想出了“三道铃”的办法：下课的时候打第一道铃，三楼的学生下楼；打第二道铃，二楼的学生下楼；打第三道铃，才是最下面的学生下课。上课也是这样。

　　监利两次并校减员，却带来新难题

　　县、乡镇学校人多，村办小学缺老师

　　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监利县已经进行了两次并校减员的改革：第一次是调整中小学布局，将村办小学由原来的709所减少到了446所；第二次是精减分流了2000多名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改革起到了减人减支的效果，但是却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城乡教师“苦乐不均”等新的难题。

　　朱河镇双石村小学严格地说只是一个教学点，这里只有一年级到三年级3个班，共37个学生，一年级18个人，二年级7个人，三年级12个人。两个民办老师承担了三个班的全部课程。两个老师同时上课，还得有一个班自习。

　　村里干部告诉我们，如果都到朱河中心小学去上学，这些不到十岁的孩子就要走上四五里的路程。所以不得不保留这个教学点。教学点公办老师不愿意来，来了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还得请民办老师。

　　像双石小学这样“两个老师三个班”并不是个别现象。监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呈彦介绍说，监利是湖区，面积广，安全问题又很突出，老师要减员，但是学校又不能不办，这已经成为农村教育的一个突出矛盾。去年秋季，许多村小学没有老师上课，开不了学。

　　他说，税费改革减人缩编以后，城乡教育人员配置实际上是“苦乐不均”：县城、乡镇学校里人浮于事，而村办小学缺老师，2003年，村办小学缺编1566人。农村教师短缺，迫使部分学校不得对民办教师重新开口子。监利县已经允许部分农村中小学聘请少量的民办教师。

　　公办老师工资改为银行直接拨付以后，公办教师岗位更成了“铁饭碗”。一位退休老教师告诉记者说：“一些有关系、有路子的人，都能安排到学校工作，就连卖菜、卖肉的都可以到教育系统工作，因为这里工资有保障。”

　　城镇学校在职的老师们也反应：教师工资进了“保险箱”，一些教师就不负责任了，规定误工半年辞退，他就玩上5个月29天，第30天来上班；拿到了高级职称，就没有什么追求了，找个轻松的活干一干就行了……校长不管工资，所以校长也就管不着人了。

　　城里教师人浮于事，农村教师严重缺编，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势必又会将农村基础教育的负担推向农民。

　　集资、承包……自主办学呼声渐高

　　这些办学方式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尴尬求生，对传统的义务教育投入和管理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78岁的张作新有一个孙女和重孙在这个小学读书。　　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2月18日，湖北监利县柘木乡张庙小学的学生们放学后走出校门。

　　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

　　面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艰难处境，改革的呼声渐高，一些地方自发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自主办学方式，如村民集资办学、个人承包投资办学等。记者在监利县采访时看到，这些办学方式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尴尬求生，对传统的义务教育投入和管理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值得关注。

　　私塾？集体办学？

　　柘木乡张庙小学既不是公办小学，又不是村办小学，有人说它像“私塾”，有人说它是“集体办学”。这个现有五个年级、四个班，在校学生68人的学校，是家长们自发联合起来兴办的。

　　2002年秋季，按照全县并校减员的改革方案，当时有102个学生的张庙小学也要撤了，最多只能办成教学点，保留低年级3个班。有些孩子们将步行5里路，穿过一条繁忙的公路，到柘木小学去读书。学校那些破旧的教学设施将被闲置起来。

　　可是家长们不放心，他们希望孩子们就近上学，保持原状。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些家长代表，要求村里把这个学校恢复起来，把那些民办老师请回来。

　　张庙小学校长张金辉告诉我们这所“民办小学”的运转方式：学期开始，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向每位学生收取费用，低年级学杂费110元，高年级学杂费130元。书本教材都按教育部门的规定统一购买。老师每个学期按1600元的工资标准，5个月平均下来月工资就是300元。

　　去年秋季那学期，学校按标准收取了8140元，有4位老师，工资共6400元，书本教材和学校开支不低于5000元，入不敷出，家长代表们就到学校，跟老师们一起开会协商，低年级的再加收了40元，高年级的加收了50元。

　　78岁的张作新有一个孙女和一个重孙子在张庙小学读书，他被家长们推选为“第一代表”。他告诉记者：“我们这所小学，村里不管财权，不管人权。老师由我们请，钱由学校自己开支。学费怎么收这些大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来开会讨论，有时开会三四十人都参加了。”但是，老师的开支要全部公开，我们家长代表和老师都坐在一起，一笔一笔地结算。他还告诉记者，上学期结算的时候有1000多元的结余，大家考虑到老师们又辛苦报酬又低，就作为福利给每位老师发了一点年终奖。

　　“对老师，家长们也有要求，不许在双休日之外打牌，抓着一次罚款50元，不允许上课时间回去做农活，迟到4分钟以上也要扣钱。我们还要求放学后老师要护送学生，保证不出事。”

　　“现在这四个老师都是我们登门去请的，他们很尽责。原来请了个女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跑去打牌，我们就不再请她了。”记者采访时，老师和家长代表都说，他们也知道这种做法可能和政策有冲突，去年有些人打算不搞了。但是去年8月发生了一起惨剧，一位村干部将自己的女儿转到柘木小学，每天接送。一天下午，在回来的马路上，父女俩都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这件事让家长们更加坚定了要把学校办下去的决心。上面教育部门面对家长们的坚持，也深感无奈，只好默许了它的存在。

　　“办个100人左右的学校，一学期就可以盈利1万元左右”

　　张庙小学是记者在采访中碰到的自发“教育改革”的个案。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面对农村教育日益艰难的生存状况，甚至是办不下去的危险，许多家长和学校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或者正在跃跃欲试，改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

　　朱河镇双十村的教学点只有一年级到三年级，十几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也像张庙村一样，借村里的教室和桌椅，自己集资聘请了一位高中毕业生当老师，办起了一个“私塾班”，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车湾镇周口寺村的小学在撤校减员中已经废弃，成为闲置资产。老村支书记周贵庭家就住在学校旁边，他现在办了一个幼儿园，收了40多个娃娃。他对记者说：“只要政府允许办小学，我就准备租借学校的闲置资产把小学重新搞起来。村里的伢们上学都要走很远，只要办起了学校，肯定有生源。我算过账了，办个100人左右的学校，一学期就可以盈利1万元左右，而且这样的学校肯定比集体学校办得好。”　对于这样的实践和呼声，教育部门目前不愿多作评价。他们认为，这是农村基础教育自寻出路的产物。他们的探索不论成功与否，都将给传统义务教育体制带来冲击。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戴伯勋说：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义务教育越来越艰难，这是因为教育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教育体制应该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要从体制上去创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办学商人说：个人办教育就亏不了！

　　杨从学说按税费改革后的收费标准，仍然不会亏本

　　面对农村基础教育困境，监利县一个名叫杨从学的生意人，三年前跟龚场镇双湾村签订了一份合同，淌了全县民间资本投资农村义务教育的“先河”。他向记者明确表示，个人投资完全可以办好教育，也不会亏本。

　　“我的学校与别的学校体制不同”

　　杨从学说：外出开会用160元就只开160元的发票，别的校长开1600元的发票

　　按照杨从学与双湾村签定的合同规定：村委会决定将双湾小学有偿转让给村民杨从学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杨从学投资13万元，取得双湾小学18年的经营管理权。学校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制。合同规定：投资人按上级有关政策和收费标准收取各种费用，按国家教学大纲开齐教学课程，聘请老师必须具备合格教师任职资格，保证双湾村适龄儿童接受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

　　杨从学表示，当初双湾村出租学校的原因就是债务包袱沉重。那时双湾村负债54万元，村级工作无法开展，学校老师3年没有工资发。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研究，决定将村级小学有偿转让，让个人经营管理。

　　“我的学校与别的学校体制不同，我的学校带有私营性质，这种体制决定了我拥有别的校长不能具备的领导权力，比如调整老师岗位、确定教师待遇、组建领导班子等重大事情，我可以独自拍板。学校改制后，我把原来的17名教职员工退了5人。在这种新体制下，我们打破了大锅饭，建立了竞争、约束、淘汰等现代管理机制，教师工资奖金和教学态度、教学成绩挂钩，教师工资不搞论资排辈，不搞平均发放。”

　　据杨从学介绍，学校对上级有关部门的一些乱收费、搭车收费进行了抵制。过年过节，原来校长们都要看望一下上面管教育的人，现在就不去了。外出开会，用了160元，就只开160元的发票，别的校长都开了1600元的发票。杨从学说，这多出的1440元就是过去不改革体制的成本。

　　“我不给教育组的干部拜年送礼，他们就处处卡我”

　　杨从学还想继续在监利办学校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村级小学一律收到上级管理部门，垂直管理。杨从学承办学校5个学期后，就没有再让他办下去。“不是我不办，主要是阻力问题。由于我的学校办得好，我不给教育组的干部拜年送礼，他们摊派的本子我不要，所以就处处卡我，说我没有正规的办学许可证，不让我办下去了。”

　　双湾小学现任的校长刘扬全说：“杨从学作为商人，办学校首先肯定是要以赚钱为目的的。税费改革前，每个学生收费220元，他可以赚钱；税费改革后，按政策规定只能收110元和130元，按当时在校生400人计算，他要少收4万元。”

　　但是，杨从学并不这么看，按税费改革后的标准，仍然不会亏本，仍然可以办好学校、办好教育。“集体性质的学校，经费开支随意性很大，学校要给主管部门拜年，送礼，老师出差花了100块钱回来可以报1000块，教育组、教辅组要提人头管理费，还要搭车收费，摊派，开销很大。”

　　“税费改革后学杂费减下来，减的很大部分实际是搭车收费，学校可用的费用并没有减多少。改革后学杂费130元，书本费实际是45元到50元，还有80元可以盘活。如果厉行节约，很多不必要的支出都能够节约下来，办学是不会亏本的。”他自己算账，认为每学期可以节约出1．1万元。

　　正因为如此，杨从学还想继续在监利办学校。“南边的几个乡镇，每天都有很多学生放弃读书，到河里捉鱼，家长没办法，老师管不了。”杨从学说，“一些地方学校都垮台了，龚场镇的新庄村和联合村的小学，现在是农民们请的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支撑。如果我能将学校办好，就可以在那里开办分校，让那里的小孩子也能享受好教育。”

　　现在，杨从学时常在县城的玉沙小学、监利一中等学校观察、了解情况，希望能够继续投资办学。

　　监利教改：一次不得不搞的变法

　　去年10月份，湖北省监利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个《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改变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教育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学校实行民主管理体制等方面，开始了一场直指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今年春季开学，随着拨款方式改变、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这场改革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实施。

　　不改革没有出路

　　“村里撑不住了，镇里镇不住了，县里陷下去了”

　　作为“三农问题”特别突出的粮棉大县，监利县农村义务教育负债发展，运转非常困难，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不合理，乡村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重担，县级政府已经无法“包打天下”，无法保证教育经费投入，有人形象地描述：“村里撑不住了，镇里镇不住了，县里陷下去了”。面临这样的困境，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原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匡进平告诉记者：“监利县2000年进行了一次并校减员改革，撤并了几百所村办小学，2002搞了人事制度改革，精减分流2000多名民办、代课老师。这次是第三次改革，我们想要找到关键的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不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教育体制与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与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市场经济形势不相适应了。改革的设计者之一、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戴伯勋说，农村基础教育的严峻现实表明，教育制度改革不能是单方面的改革，有人说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保垒”，要突破困境，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进行全面创新。因此，在监利县试行的这场“变法”是对教育体制全方位改革的设计方案。

　　教育服务引入市场机制

　　“投入主体多元化、教育服务市场化、学校管理民主化、教师任务聘用化、教师待遇岗位化”

　　经过监利县委、县政府反复考虑，并与湖北省教育厅基教处、教科所及省委政研室的有关专家联合研究，一项直指农村基础教育传统体制的大胆改革提上了日程。据了解，为了这份意见的出台，监利县成立了5个专门工作组，8易其稿，并组织了600人参与了调研专班，发放了2000多份调查问卷。最后，《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作为监利县委、县政府文件下发全县，提出了“投入主体多元化、教育服务市场化、学校管理民主化、教师任务聘用化、教师待遇岗位化”的改革思路。

　　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改革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改变过去按教师人数、工资基数直达个人账户的拨款方式，县财政按教师人数、工资基数权重占50％和学生人数、生平应享受财政经费权重占50％的标准拨款到学校，由学校自行分配。待时机成熟时，政府将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卡”制度，把投入义务教育的经费以“教育卡”的形式全部均摊到每个学生。学生持卡，可以自主选择学校读书。不论公办、民办学校均可凭所收取的“义务教育卡”到县财政领拨相应的办学经费。

　　二是教育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学校资产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政府对学校国有教育资产享有所有权，将学校变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市场主体。对现有学校评估区分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允许部分优质学校的收费标准高于一般学校，一般学校继续执行省政府定价。建立有国有教育资产代表、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组成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委会有权决定校长任免、经费使用等重大事项。政府将变直接管理学校为宏观监督和调控。

　　三是鼓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投资兴办教育。在学校有办学利润的前提下，投资者每年可取得投资总额10％以内的回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债转股、新增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投资教育。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学校后勤服务，承办学校新增的现代教育技术等单个项目的服务等。

　　四是改革对教师的管理办法，实行教职工全员聘用制度，实现教职工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学校与受聘者双向选择形成定期聘用关系，公办教师转变为可以在学校间自由流动的职业人、社会人。县政府投入相应资金，在为全体公办教职工办理养老保险后，一次性解除原有的劳动人事关系。学校建立重岗位、重实绩、重贡献的教职工分配激励机制。

　　“不会教书的老师占用了大量有限的资金”

　　匡进平说：“我们缺真正会教书的老师”

　　匡进平说，现实的情况却是一方面是教师严重缺编，缺编1000多人，一方面是教师多了。“我们缺真正会教书的老师，那些不会教书的老师占用了大量有限的资金。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将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能够发挥他最好的效益。”据了解，监利去年可用财政收入2．5亿元，其中教育投入就有1．2个亿，基本用于老师发工资，但教师“四项工资”足额发放仍有很大的缺口。“不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农村教育终将走进死胡同。”

　　湖北省教育部门的专家认为，“监利教改”真正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打破旧的思维束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摸索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教育体制。“农村小学中还有不少教师因为收入下降，教学偷工减料，甚至出现了评语、分数都懒得填，让学生自己操刀的事。”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戴伯勋说。教师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单位人走向职业人、社会人，公办教师不再是讲好、讲坏“铁饭碗”还能一直端着。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市场主体，学校将有权根据教育质量的好坏解聘任何一名教师，并从县教师交流服务中心聘请新教师。真正的好老师、骨干老师到处抢，身价百倍，而“南郭先生”想混日子、混工资就难了。　目前，监利县已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校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作为学校的决策机构，并为教职员工办理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教育投入方式按“两个50％”的标准发放也计划本学期开始实施。

　　“卖学校”？监利说：我们没有！

　　面对职责，县教育局副局长说：这是对改革的误解

　　由于改革涉及前所未有的范围、深度，监利县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尚在酝酿之中，就引来广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教育改革的小岗村”，是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大胆探索，也有人指责监利县“卖学校，甩包袱，逃避义务教育责任”。

　　监利教育改革最敏感是产权问题。采访中，监利县上下均一致否认存在“卖学校”的问题。县教育局副局长傅礼协说，“监利从未卖过一所学校，这是对改革的误解。”监利没有卖过学校，要卖也是卖闲置的教育资产。

　　拖下去，监利还能一年考出去5000个大学生吗？

　　民间资本投的是硬件，学生学的还是国家教材啊，有什么不可以呢？

　　引发“卖学校”之争的，其实是县政府信息网站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因村小学合并而空出的上车湾镇周门寺村小学租赁、出售的消息。这个占地7000多平米，有校舍8栋的小学，已经空了3年，出售或出租的目的是为了盘活闲置的村级资产，根本不是所谓的“卖学校”。据介绍，监利县撤并村办小学的改革后，有30多所学校已经形成闲置的教育资产。监利县教育局认为，这些资产必须处置，否则就是浪费，能买出去收回来的钱还可以充实教育经费。

　　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明确了“吸引社会资金多元办学”的举措：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债转股、新增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在学校确有利润的前提下，按股分红；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学校后勤服务，承办学校新增的现代教育技术等单个项目的服务。县教育局负责人对记者说，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是两个概念，基础教育除了义务教育，还包括高中教育和幼儿教育，我们要租赁的是后面这一块。“债转股”则主要针对过去教育系统的大量债务。“这些债转股和新增投资参股都只是吸纳社会资金来参与办学，不会影响到公办学校的性质。”

　　监利县委一位领导则明确表示，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民间资本要进来，有什么不可以？民间资本投的是硬件，学生学的还是国家教材啊，资本性质不影响党的教育路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财政没有足够的力量，学杂费一点点，社会资金不热心，学校的债务是在越滚越大，这是实情，拖下去，学校不会垮，但是几年以后，监利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年考出去5000个大学生吗？

　　政府只管发教育卡，什么都不管还能叫“义务教育”吗？

　　戴伯勋说：“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政府直接来管教育呢？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

　　记者在监利县的一些学校采访时发现，对于改革有人期盼有人忧。监利县玉沙中学校长杨军良说：“县里搞基础教育改革，我觉得是教育的新春天，老师们看到了教育的希望。300多万元的债务压在学校身上，不改怎么办？”这所学校的年轻教师李爱梅、周小双等也认为，债务包袱重、无形资产得不到发挥、人浮于事的现实呼唤改革，改革会给教师的身份带来很大冲击，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师难以接受，但是，对于‘粉笔头拿得稳’的老师来说，待遇可以提高，教育资源也可以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而家长们关心的是，改革后政府还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教育责任。改革中，“政府是不是在‘甩包袱’逃避义务教育的责任”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不少人认为政府只管发教育卡，一甩手什么都不管了，这还能叫“义务教育”吗？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戴伯勋向记者解释，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把过去政府与学校间的附属关系、上下级关系割断，政府从直接管人、管钱、管事中退出来，让社区居民和家长等高度关注学校的人员组成的管委会负责管理。发教育卡是变过去自身办教育为出钱让学生去买教育服务。政府在义务教育上投入的钱不仅没有减少，还会逐年增加。政府义务教育的责任也没有少，还将担负学校、教师资格准入认证、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制定、控制，通过执法维护正常教育服务市场秩序等宏观管理职责。

　　“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政府直接来管教育呢？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戴伯勋说，“通过改革，就是包括公办学校，教育部门也不直接管了。政府应该是管宏观的，保证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而要把微观的管理权交给与教育最密切的社区，把学校的自主权还给学校。”

　　“义务教育的责任首先在政府，这个义不容辞，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可以甩手不管，但是，过去政府一直一手包办，结果整个基础教育的运行机制和投入体制都比较僵化，可不可以想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呢？”戴伯勋认为，他们选择的方案就是引入教育服务市场机制，政府出钱为学生买教育，而学校作为教育服务商品提供者，参与竞争。改革的关键是改变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属性，县教育局将变成一个“行业主管部门”，不再管学校校长任免，不再管学校对教师的任用和教师职称的评聘，而将更宏观地管理学校的教育方向和规范收费，把握教师从业准入等。同时，县人事部局、编制办、财政局、物价局等部门对教育系统的管理职能也随之“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

　　作为方案的设计者之一的戴伯勋指出，这场监利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小岗村”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后，监利面临的困境不是特例，在江汉平原及广大农村带有普遍性。这涉及到每一个农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能有所突破，无疑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是，由于争议颇大，加上当地媒体不实的炒作报道，监利教改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记者了解到，由于种种压力，处于舆论中心的改革已经受到影响，目前监利方面对于民间资本投资办学的设想，已经不多提起。可能改制的学校也仅限于新建、薄弱及从企业剥离学校。傅礼协副局长认真地向记者表示，改革的压力巨大，困惑不少。监利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缺乏理论支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希望达到目标而出台的政策很难保证与现行政策、法规没有出入的地方。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上束缚，很多人难以接受，改革也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完）（文/皮曙初　李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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