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见习记者 曹海东

　　一万四千多只果子狸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全国最大的果子狸养殖基地面临破产。由此引发的尖锐问题是：公共危机的成本由部分养殖户独自承担是否公平？谁来补偿养殖户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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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望去，果子狸厂房旁的大路上尘土飞扬，路旁偶尔有一两个工人敲着沾满石灰的砖块。不远处就是505大学，高音喇叭中不时传来SHE的《美丽新世界》的歌声，在这干燥的气氛中，歌声愈发显得焦躁不安。白虎将烟头使劲丢在地上，用脚踩了一下，然后缓缓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自己也说不清多久没有到过这里来了——桌上布满了灰尘。

　　这是2004年3月10日下午3点30分，陕西省咸阳市兴隆野生动物养殖有限公司。

　　白虎是兴隆野生动物养殖有限公司的经理，公司主要养殖果子狸，目前公司占地12亩，养殖房五栋，共150间，前期投资130多万元。

　　该公司是咸阳市惟一一个“养殖场+农户”模式的合作项目，即白虎的养殖场给农户提供种源，由散养户养殖成熟后，养殖场再回收。现在，白虎自己养殖近千只果子狸，加上24个农户的养殖，总共大约有1400只到1500只左右。

　　饥饿

　　对于世态的炎凉，白虎算是深有体味。白虎在咸阳市可曾是个知名人物，以前提起姓白的，没有谁不知道。地方政府也是对他宠爱有加，在白虎家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平陵乡人民政府先进企业家、平陵乡下帝王空心砖厂双文明会员……

　　1999年9月份，白虎成立兴隆野生动物养殖公司，被咸阳市秦都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引资项目引入，当时的副镇长亲自出马协调解决各种关系。直到2003年非典没有出现前，秦都区还准备让果子狸作为一个代表项目参加咸阳市的经济工作会议。银行等部门也都大力支持，予以贷款等优惠措施。

　　为了养殖果子狸，白虎和他的妻子聂萍萍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这个12亩的院落，分为办公区域和养殖区域。为了果子狸能够有一个繁殖的安静环境，他们将办公区域的院子专门进行布置，设置了假山、喷泉，并取名“静苑”；为了能够科学地养殖果子狸，他们买了各种养殖的书籍；为了能够更好地扩散果子狸养殖技术的影响，白虎2002年8月还自费拍摄VCD，制成光盘。

　　没成想，突然而至的非典让果子狸“封存”，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曾经的模范企业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两个牌子——“咸阳市兴隆野生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咸阳市兴隆野生动物养殖有限公司繁育基地”，曾经有七八名员工的养殖场如今只剩下三名工人。

　　而以前关怀备至的上面也再没有人来过问了。“自从我们开始搞养殖果子狸以后，区上、市上、省上都是大力支持，不停地来参观推广，当初，省领导还专门与陕南一个果子狸养殖户合影留念，表示鼓励。一个非典，全没了，快一年多了，谁来管过我们？我们养殖户真的是有话没处说，有苦没处诉！我们两口子都说，不如死了算了！”白虎的妻子聂萍萍愤愤地说着。

　　“借了妹妹五万，表哥七八万，又贷了五万多，亲戚还好说，银行却在催款还钱，但是拿啥还？”看着萧条的场景，白虎用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快一年了，我每天晚上半夜就醒来了。”

　　妻子聂萍萍听丈夫说这些话，使劲拽了一下白虎的衣角，低声说，“不要说了，再说这几个工人也要走了！”2003年冬，白虎确实无法给工人开工资，只给每个工人两百元，算春节的过节费。

　　最让白虎焦虑的是，现在1000多只果子狸张着嘴要吃东西。

　　以前一只果子狸给吃的食物是每天二两半左右，现在两三天才喂一两多。就这样每月白虎仍得花去几千元来维持这些果子狸的生命。白虎曾经堆满饲料的仓库里，现在只剩下二十多包玉米，“除了这些，我再无能为力了！”

　　厂区的一个工人说，马上果子狸就要开始繁殖了，如果再没有食物，不仅仅是饿死，而且将会相互厮咬，并吃掉对方。

　　灾难

　　在魏谋钢家的养殖笼子里，一只果子狸已经被饥饿的同伴咬死，几只果子狸开始连毛带皮厮咬开来。在笼子的旁边扔着几只饿死的果子狸。魏是咸阳市双照镇上帝王村前村长，2001年开始养殖果子狸，目前养了70多只。

　　“上帝王村并没有多少企业，很多农户就是奔着果子狸能够致富来的。”魏谋钢说，本来，有果子狸的时候供养三个孩子上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自从去年政府封存果子狸之后，就感到非常吃力。

　　2003年魏谋钢的儿子魏博考取了陕西铁路工程技术学院，但是因为家里的果子狸投资“颗粒无收”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

　　“是我对不起孩子，但是果子狸不是我养瞎的啊！”48岁的魏谋钢拿着孩子的通知书，哽咽地说道。

　　早在1988年，陕西省就在全国首先开始进行果子狸特种养殖，在广东果子狸市场上，陕西、湖北两省的果子狸占据的份额在90%以上，而陕西果子狸，历来都因毛色纯净、肉质鲜美受到青睐，每斤果子狸肉的售价也在不断攀升，2001年8月曾达到每斤80元—90元的市价，一只成年的陕西果子狸在广东市场的价格超过了1000元。

　　许多养殖户因此获得了很好的效益，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对野外果子狸的非法捕杀。2000年到2003年初这段时间，陕西省果子狸养殖户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2003年上半年，非典大面积爆发，有关专家研究证实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主要载体，人工饲养的果子狸被政府就地“封存”，陕西省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工饲养果子狸省份之一，养殖户人工饲养的14000余只果子狸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2003年8月国家林业局公布了首批包括果子狸在内的54种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可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果子狸开始初步“解禁”，但需求量极少，售价大幅下降。

　　果子狸“解禁”只维持了短暂的5个月时间。2004年1月5日，广东省开始捕杀果子狸，“今后广东市场发现一只果子狸，处罚人民币10万元”。自此，陕西果子狸完全失去了市场。

　　根据陕西省林业厅相关部门向《经济》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陕西省目前有果子狸14048只，涉及130个养殖户。

　　说法

　　白虎现在等的就是“上面”的一个政策——这些封存的果子狸究竟怎么办，是卖？是杀？还是放？

　　当初政府大规模提倡养殖果子狸，现在在公共危机面前却迟迟未对养殖户做出答复。“政府的说法一定要有的，不能把我们当作牺牲品！”白虎向记者说道。

　　和白虎一样的，陕西省130户的果子狸养殖户，同样需要这样的答复。

　　62岁的村民陈志尚说，“以农民利益为重，重在哪里啊？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在哪里啊？非典开始以后，其他行业都有减免税费的措施，可是直到现在谁问过我们这些农民养殖户的死活，这是歧视我们农民啊！”

　　为了讨个说法，陕西果子狸养殖户集体给上面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广大养殖户在既无市场又无销路，既不能杀又不能放的情况下，为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顾全大局，忍着破产及生存无路的精神及经济压力，盼望等待政府的政策。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养殖户在做一天天无望的付出，精神崩溃，生存无路。”

　　2004年1月12日，四个养殖户代表到上面反映情况，第二天他们从林业局得到答复：“没有人反映过这事，需要研究”，复函“请陕西省政府解决”。而在卫生部得到的答复更让他们失望：野生动物不归卫生部管，拿不出解决方案。

　　最终，风尘仆仆的代表们在国家信访局看到了几许希望：请陕西省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迅速解决养殖户的生存问题。

　　农历腊月廿五，怀揣着“尚方宝剑”的批示，代表们跑到了陕西省林业厅，希望林业厅能够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林业厅的回答是，“春节过后再处理”。

　　但是过完春节以后，地方政府方面再没有回音。3月12日，西安养殖户南小毅打电话到陕西省林业厅咨询处理政策是否下来了，当时一部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不予回答。

　　2004年2月16日下午2点左右，西安市西郊一家招待所内，来自全省的20余位果子狸养殖户代表都聚集在了一起。据当事者后来向《经济》回忆说，“地方政府没有行动，又不吭声，当时大家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最后，果子狸养殖户的代表们采取了行动，他们写着横幅：“汉中、安康、咸阳、西安、商洛果子狸养殖户代表，果子狸是杀是放，请领导对话”。

　　养殖户们提交了一份《关于解决因政策“封禁销售果子狸”给养殖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补偿报告》。养殖户的具体要求是：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政策，不要再拖。如果检查出果子狸身上有病毒，立刻灭杀；若无病毒，放生；对于合法养殖户根据投资情况不同予以一定补偿。

　　但是结果依然让他们失望，上面的答复依旧是“等待”。

　　补偿

　　3月11日清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区政府。

　　区政府门前立着好几块木板，上面贴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具体实施措施，其中一块木板上面是“秦都区2003年度农业产业化示范单位”，养殖业方面已经没有了果子狸，而是鸵鸟等。

　　对于《经济》杂志记者的突然造访，秦都区农林局副局长牛凯自始至终强调一点：没有杀果子狸就不存在补偿问题。至于以后的事情要等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目前禽流感有政策，而果子狸没有政策。

　　咸阳市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站主管野生动物的赵建义告诉《经济》杂志说，对于目前的情况，只能要求养殖户“慢慢养”，等国家的政策出台，不能杀，不能放，也不能买卖。对于养殖户难以为继的状况，赵建义称，他们也已经向陕西省政府打过报告，但是目前还没有回音。

　　据了解，2月25日，国家疾控中心曾经派人专门到咸阳的养殖大户取了50只果子狸的样本，具体的鉴定结果到目前还没有出来。不过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此次抽取的样本并未检测出SARS病毒。

　　“我最担心这种状况出现了。说实话，我还是希望能够检测出病毒，这样国家和省财政就会做出一定的补偿。那些养殖户的确比较苦，好不容易看到回报了，没想到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颇为感慨。

　　王万云告诉《经济》，对于禽流感，国家是明确划定疫区，明确补偿措施，但是对于果子狸的补偿问题，国家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在地方造成各种各样的措施出台，很难协调统一起来。陕西省的果子狸大约90%销往广东，广东只是发一个函就禁运陕西果子狸，现在即使国家解除禁令，陕西果子狸的市场已经不复存在。这对陕西所有养殖户是不公平的。

　　据了解，陕西省林业厅曾在今年初向省政府打报告，希望能够补偿每只果子狸600元—800元，省政府询问，“补偿的依据是什么？”当听说依据的是广东的情况时，陕西省政府认为，现在陕西的果子狸并没有捕杀，而且也没有证明有SARS病毒，怎么会存在补偿呢？于是此事一直耽搁，说是等国家政策。

　　“广东有钱，可以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可是我们不行啊，省财政拿出100万都要掂量一下！”王万云为难地说道。

　　在与王万云交谈的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不停地响起，而且每每都是关于果子狸的，“说实话，我现在头都大了，我不是省长，不能够大笔一挥就批了补偿文件啊！”

　　王万云说，他们已经向国家林业局、卫生部打报告，另外等非典办、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检测果子狸是否有SARS病毒，如果检查确实没有，再与非典办商议怎么给省政府打报告。

　　不过对于补偿不能期望过高，如果检测没有病毒，最大的可能是按照《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陕林护发(1994)301号印发】来补偿。该通知规定果子狸的收费标准是150元/只。“这也是初步意向，批不批还不是我说了算！”王万云苦笑道。

　　既然在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等“上面”的政策，那么国家林业局、卫生部在这方面有无政策呢？

　　3月17日，国家林业局新闻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杂志，陕西省果子狸养殖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在其他省份出现，“封存”是地方的措施，补偿也是由省政府做出，国家林业局只是做出大的框架。“地方权力那么大，我们只能起指导性的作用，不会专门针对某省出台政策，而且这不像动物伤人等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的法律性事件，可以出台政策。”

　　新闻处人员称，去年他们也曾建议地方政府对于造成损失的养殖户要给予补偿。“我们也劝告地方政府要谨慎处理，如果捕杀或者封存也要依据实际情况，必须要有科学依据！”

　　“去年的措施都是非常规的，从大局出发”，现在如果确实检测出陕西果子狸没有病毒，养殖户这一年多的损失应该由陕西省政府承担，中央财政的补偿的可能性并不大，“给陕西，其他省也会要”。

　　该处工作人员还特别提到，检测果子狸是否携带SARS病毒由卫生部负责，国家林业局只是“从大局出发配合”。

　　3月18日，《经济》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了解到，果子狸的检测结果是送交卫生部和省疾控中心的，他们“只管技术，没有发布(信息)的权力”。

　　卫生部新闻办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陕西省果子狸养殖户的问题“不是卫生部政策所能解决的”，疾控中心也没有数据报告，果子狸养殖户的补偿应该归财政部门。

　　如果卫生部没有建议，财政部门能够补偿吗？卫生部新闻办人士回答说：“不知道。”

　　果子狸的赔偿问题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地方政府那里。

　　公平

　　非典作为一场公共危机，政府对果子狸实施措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既然是公共危机，也应该由公众一起来承担成本。这对于陕西省的果子狸养殖户来说，由他们自己独自承担破产的命运是不公平的。

　　西安恒毅特种养殖场的南小毅愤慨地说：“他们只知道给我发隔离、封存通知，怎么就没有解决方法呢？”

　　地方政府在这场公共危机面前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些养殖户应该不应该拿到补偿呢？

　　国家行政学院的杜建钢教授认为，政府必须要适应危机管理。中央对于这些果子狸用户应该尽快制订补偿措施，不能无作为。杜建钢举例说，禽流感中，韩国政府的补偿价格比市场价都要高，这样养殖户才能积极响应。据香港媒体报道，由于香港很难在短期内恢复从内地进口活家禽，港府特地拿出844.3万港元补偿家禽业，而家禽业为了提高赔偿金额，甚至开始罢卖。

　　另外，杜建钢认为在危机管理面前，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财政核算体系。在补偿方方面，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体系必须配合，不能单纯由一方来提供。在相关或者互邻的省份之间，在补偿中也要建立相应的合作体制。比如，在此次果子狸的封杀过程中，广东的行动要与其他省份配合才能更好地保护广大养殖户的利益。这种配合最终牵涉到的就是统一市场的形成，统一才能保证政令的畅通。

　　3月15日，南小毅专门打电话给《经济》杂志记者询问事情的进展状况。“我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这次真得很难挺过去了！”这个57岁的汉子声音低沉地在电话的另一头说道。

　　(请见《经济》杂志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