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袁升德 杨小宁 翟翠明成允德徐补生)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太原迎泽公园散发着温馨和惬意。一条鹅卵石的曲径从绿树丛穿过，激流勇进、高空缆车、太空飞船、林中飞鼠、松鼠车、蹦床、木马……

　　来自定襄县河边村的曲润锁坐在碰碰车的入口一边验票，一边对记者说：“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公园，只要有游乐设施的地方，就有我们河边人。光一个迎泽公园就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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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四十几号人呢！”

　　是的，如今的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城市也不再仅仅是市民的城市。千百万农民千方百计把冲出黄土地的渴望变为现实，积极寻求就业途径实现转移，春潮般地在三晋大地上涌动。

　　向城市转移与小城镇建设协调发展 拓展农民就业空间

　　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但形成具有劳动力特色的产业大军，而且使千家万户蜕变了农民身份，走上了富裕之路。

　　原平铜川的万人水果贩运大军，已由最初的几个人、十几个人合伙经销，发展到装备完善、信息灵敏、形式多样，反应迅速的水果购销集团。现在在太原水西关，70％的水果批发市场份额被这群乡下人操纵，他们南下北上，从事国际化运销。每年组织船队、车队、编组列车，把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贩运到北国，把北国的干鲜水果打到南方，从事着“买全国、卖全国”的生意，其佼佼者已富甲一方，资产逾亿元。在交谈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营销策略，还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看不到农民的影子，而俨然一副现代商人的做派。

　　与在大城市闯荡的原平人不同，永济市卿头镇许家营村周围的农民就业全沾了小城镇建设的光。许家营村与管家庄村、永喜庄村毗邻，这里集中了忠民、粟海、强盛三大龙头企业，一个新型的工业小城镇正悄然崛起。其中，忠民、粟海是目前我省仅有的3个全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中的两个，年产值分别达6亿元和5亿元。

　　忠民集团的老总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一天可加工1．2万吨大豆，能装一列火车皮；两个月能够加工完运城市全年的棉籽总量，规模产值为中西部第一、全国第二。”当地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三大龙头企业共安置8000多劳动力就业，另有1000多人依托集团发展运输、餐饮等二、三产业，常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不仅使本村青壮年劳动力个个有班上，人人有活干，而且吸纳了大批外地和外省的农民工进厂就业。

　　站在粟海集团的办公大楼极目远眺，林立的工厂、比肩的高楼、宽阔的柏油路，以及来来往往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都分明显示出了一种城镇化的现代气息。给记者介绍情况的管家庄一村民说，镇上实施打破村界，跨村规划，采取农民用土地入股的办法向工厂就地转移劳动力，周围村里都没有了闲人。以许家营村为中心，总体规划10平方公里的新型工业区，已经有2平方公里基本完成施工和各种配套设施的建设，小城镇雏形已具。

　　城镇化的前提是工业化，通过乡镇企业的合理集聚，完成经济量的积累，解决了城镇化所必须付出的资金投入。卿头镇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进而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的成功之路。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挖掘本地就业潜力

　　永济市市委书记潘和平侃侃而谈：“我们市农民就业的压力不大。”他一口气介绍了他们芦笋种植、食用油加工、蔬菜大棚、奶牛养殖等四大龙头产业后，不无自信地告诉记者：“去年全市1．8亿元的财政收人，四大农字号龙头产业功不可没。农民在这里就业、创业，腰包全鼓了起来。”

　　15年前，永济开始在黄河滩涂种植芦笋，目前已发展到10多万亩，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化经营，他们采用的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美国品种，年加工出口量在全球芦笋贸易份额中占20％，占全国的53％，去年仅此一项增收达4亿元。到最忙碌的采收期，可吸纳2万多劳动力打工，基本是永济当地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其时人海车流，还不时见到来此采购的福建、台湾，乃至韩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的商人。

　　谈到本地就业，运城市农办主任李晋生说：“农产品的加工无疑是吸纳大量农民就业的好方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是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基本途径。”

　　以运城市为例，他们重点扶持的100家规模民营企业，在加快产业化进程中，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途径。盐湖区、河津、闻喜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海鑫集团，9000多名员工全部是来自闻喜和周边县的农民工，闻喜的银光镁业1000多名员工也大部分是本地农民工。而河津的振兴集团、阳光集团等几十家大型民营企业，年用工量总计在5到8万人。仅2003年，周边的新绛、绛县、临猗、夏县、平陆就向河津企业输送农民工1．6万余人。最近，临猗兵娟制衣公司新上一条自动生产线，又一次向当地和周边县的农村新招了500名电动缝纫工。

　　县域经济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发展县域主导产业，实现农民就地转移有利于农民自身，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扩大省际劳务开发 向外输出实现就业

　　如果在运城这样的粮棉产区农民恋土恋家，不愿走出去，那么，在吕梁临县，一句“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临县人打工”的豪迈话语，令人肃然起敬。

　　临县县委书记陈国荣告诉记者：“临县人一过完春节，母催儿，妇赶夫，已是习惯，她们认为最无能的男人才守家。临县22万劳动力，每年就有10万余人外出打工。”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临县考察的结论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要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就得走出去。卖水果、卖豆芽、擦皮鞋、搞搬运的遍布全国。别人不愿去的地方，临县人都去；别人不愿干的活，临县人都干。“吃别人吃不下的苦，赚别人不愿赚的钱”，已成为临县人相互激励外出经商办企业的口头禅。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他们把外出打工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逐步变为出外创业的平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靠劳务输出年收入3亿元，仅此农民人均收入达500元，占到农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采访中，让记者很开眼界的事例举不胜举。万荣县荣河镇12个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深圳等地办起了建材厂、化工厂。临猗县孙吉镇附近十多个村子的男女青壮年劳力整村外出天津、北京搞食品加工业，几乎统治了当地的面包、蛋糕市场；新绛县薛郭村及附近七八个村子，多数劳动力在天津、石家庄开饼子铺；永济市栲栳镇5000多农民把“永济面馆”开到大中城市，仅此年纯收入总计达1．7亿元，成为全镇的一大支柱产业。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像临县等地这样自发转移的农民仍是外出务工的主体，而政府因势利导已在积极介入，并围绕有序输出问题着手具体工作。近几年，运城市劳动局在北京、杭州、珠海、深圳分别设立了4个劳务输出联络处，与深圳辉煌职介所、天津市妇联职介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他县市也在不同城市建立了劳动基地，如平陆与福建永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绛县与山东荣城，临猗与陕西西安，芮城与河北白沟，新绛与江苏常州等。

　　去年9月中旬，运城市委书记黄有泉到北京开会，得知深圳毅力电子公司和京华电子公司要到四川招一批农民工，当即托关系找到这两家公司，把这笔劳务拉了回来。国庆期间，由劳动部门派专人护送，3452名农民工乘两个专列奔赴深圳，开了运城市规模输出农民工的先河。据运城劳动局的负责人讲，像这样的有组织输出，去年全市搞了243批次，共转移4．4万人。

　　就业的渠道正在拓宽，就业的平台已经搭建。农民朋友，走什么路，唱什么戏，你决定了吗？！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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