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上周五，国内有两宗行政诉讼官司引人注目：
在首都，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审理内蒙古一家企业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局行政答复一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长范汉云出庭应诉。这是继《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以来，首位国家机关高官出庭应诉行政案件。
在安徽芜湖市，新芜区法院公开宣判，芜湖市人事局在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录过程中作出取消原告张先著录取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被告所作该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一审判决予以撤销。至此，备受关注的“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张先著状告芜湖市人事局公务员招考行政录用决定案已有了阶段性结果。
前一宗案例，对所有非本案的当事人，谁胜谁败已不是关注要点，重要的是首位国家机关高官以被告身份出庭应诉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直接体现出国家机关尊重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们判断，这件事注定会写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史，甚至在后人撰写当代中国法治编年史时，也不能不提上一笔。
尽管《行政诉讼法》实施已经15个年头，但“民告官”仍然殊为不易，就民（原告）而言，“诉讼成本”很高通常属不争事实。站在受理法院和主审法官的角度，“民告官”诉讼案具有“社会关注度高、审理难度高”的“二高”特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十几年间，国家行政机关对待“民告官”案件的心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最初阶段往往“极不习惯”，中间阶段消极应付，如今则开始进入积极应诉阶段。从出庭应诉人员的身份看，也经历着委托律师代理应诉、低级别官员硬着头皮出庭应诉到高级别官员主动出庭应诉三个阶段。
变化的决不止“心态”，背后所反映的是中国法治的进步历程。它至少说明，法律的尊严和法治的权威在中国社会逐步有所确立，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整体法治观念不断增强。依中国的文化传统，当被告总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敢于积极应诉的“积极变化”得由相对规范的行政行为“垫底”，背后则涉及行政观念、思路、方式方法的改进……依法行政理念的逐步树立还直接见诸于具体的依法行政实践。在后一宗案例中，闻知芜湖市人事局被公民张先著告了，浙江、四川、福建等省的人事厅，当即先期修改了当地公务员录用禁止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有关规定，摒弃涉嫌“变相就业歧视”的条文。而未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人事部则提前启动了统一的《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草案的起草……
另外，4月5日的《东方早报》援引司法部长张福森受国务院委托，向正在举行的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所作的“四五”普法工作情况报告说，已有14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规定，凡由地方人大任命的官员，任命之前先得参加法律资格考试，不合格者不予任命。与此同时，各级行政官员也被界定为“四五”普法的重点对象，党委理论中心学习组举办法制讲座的做法，经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将在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推行……
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之后，7月1日，在更大力度上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行政许可法》将正式施行。这些看似分散的信息很有必要“串”起来阅读和体味，我们以为，在行政法治领域内，今年将注定成为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年”！作者系东方早报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