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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纵论中国和平崛起经略:崛起是大国的抱负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7日18:02 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陶德言 张滨阳采访整理

  崛起是大国抱负

  李景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和平崛起”命题引起关注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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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走向举世关注;中国的周边多事,崛起会牵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一个大国的崛起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甚至导致战争。历史上欧洲的一些战争往往是因为大国的崛起。

  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我这里想强调几点: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建国几十年来的奋斗目标。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厚积勃发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崛起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纠纷,这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我们的战略是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国软弱、放弃保障自己的手段,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这是核心。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什么是崛起?很多人理解崛起就是发展、有钱,发展就是崛起。我理解的崛起不是这样的,崛起是个大国的概念,不适用于小国。崛起是指你是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大国,重要到你是少数主要国家之一,或者是说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而且受到普遍尊重的事实;崛起的过程是地位不断上升,和最强国家不断接近的过程。

  当你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差距缩小的时候,客观上就是挑战。大国想起领导作用,它会尽力去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它怕它的领导地位会相对下降。而问题是你又不接受它单独起领导作用。你们之间的较量不是屈服的过程,而是越来越不屈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被别人所接受。

  我们平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我们怎么不去打别人。但关键是别人打你不允许你崛起怎么办?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两个活的人群的绝对暴力行为。和平维持了,就能崛起吗?怎么面对此压力是个难题。所以,怎样做到又崛起又和平这是个两难。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的崛起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实力地位,另一个是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于你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和平崛起表明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取向: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霸权国家保持良性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霸权并不一定是一个坏的概念。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由以前的美国一家独自承担霸权责任到谋求分担责任,即联合霸权、制度霸权。中心问题是怎么和美国保持和平的互动,无意挑战美国霸权。

  和平崛起存在矛盾,不过历史上的崛起未必都是挑战。从欧洲同整个世界的关系看,它是崛起了,但战后的欧洲是在处理三层关系:第一,采用一体化方式。在欧洲范围内既要一体化又要和平发展;第二,在与大国的关系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第三,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处理。欧洲外部世界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对我们也有启示。

  于洪君(中联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个战略目标。什么是崛起?崛起就要摆脱制约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崛起是综合国力整体提高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发展的问题,是国家实力和地位全面提升。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将要崛起”、“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按照我们的三步走计划,到本世纪中叶我们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看,中国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始崛起。

  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大问题。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很好,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外部环境对我们也有利,和平和发展是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等,我国处于同外部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首先,美国是超级大国,会遏制一切要超过它的国家。其次,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能抹杀。再次,我们的周边世界很不稳定。

  和平崛起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和我们伸张正义、谋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矛盾,我们和平崛起与主动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也不矛盾。

  崛起分步走

  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历史上没有和平崛起的大国。自己评价自己也很重要,和平崛起的道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国内应该做些什么,国际上是战略机遇期,关键是缔造好的和平环境。中国不能沾沾自喜,和平崛起不是必然的,崛起也不是必然的,面临的问题很多,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1978年以来我们的路走得是正确的。

  江凌飞(国防大学教授):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由历史决定的,不完全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崛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时机和条件,中国也需要一个历史条件,全球化能否担任这个条件?我们应该关注“9·11”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有两大特点:中国的国家特性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国际角色现在和过去有所不同,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成为积极参与者。

  罗援(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所主任):中国目前所确定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是一个新型的发展战略,涉及两个基本概念:“崛起”和“和平”,这将会增强民族凝聚力。该战略的目标是和平、安全、繁荣、合作。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成为地区性的强国,即成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要“立足周边,放眼世界”。

  崛起要分三步走:一、营造阶段: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这是一种维护型的,标志是主权领土不再分裂。二、塑造阶段:塑造对我有利的安全环境,这是一种主动型的,标志是收复失地。三、经略阶段:经略对我有利、国际社会又能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达成战略平衡和稳定。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

  和平不等于不加强国防,不等于放弃使用武力维护和平或创造和平。“有国无防,国将不国”。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国家不可能崛起,即使崛起了也会衰败。大清帝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白银储备处于世界前列,虎门一声炮响,龙旗即倒。因此和平崛起需要军事实力保驾护航。

  要看到,不是我们不要和平,而是天下并不太平。冷战后年均局部战争10.7倍高于冷战时期的4场。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仍是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崛起的题中之意就在于国防现代化。现有的强国都是军事强国。

  因此,和平崛起对国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用和平手段来崛起,要有更高的战略能力,不仅要有打赢战争的能力,而且要有遏制战争的能力;第二,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是靠与其他国家争夺战略资源和与其他国家结盟崛起;第三,要有很强的国际协调能力,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双赢。总之,“和平崛起,忘战必危”。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这个课题是政治理性的结果,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是不一样的,学术理性严格地按照实然的标准来研究的,而政治理性有很大应然的成分。

  以美国为例,大国的崛起充满了血腥,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和平崛起的奇迹?从全球背景来看,发展到现在的全球化与19世纪的全球化大为不同,这表现在: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以前深了;规则刚性化,即国与国的冲突有解决的地方,如联合国等;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等问题的大量出现。本质上讲,中国的崛起是恢复,中国是亚洲的天然大国,中国的规模太大了,与德国、日本不同,我们不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只需把自己经营好。

  中国的特性和历史上崛起的强权不一样,美国和过去的霸权也不一样,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在经济上还是有差距的,政治上也有差异,安全上还没统一。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可是中国还在处理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正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大战略上,我们要做到:保持低调;经济优先;做现实主义的准备。

  以软实力为平台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强国,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美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例如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实现了宪制政府,后来又发动了工业革命;美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极大规模的现当代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体系。同理,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创新。

  姜长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这次提出的命题的完整说法是“和平崛起新道路”,中国走的新道路和以前强国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一方面,这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方面,这不仅是外交方针,更是一个内政方针,内政应该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目前,国内存在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和自高自大的倾向,必须要调整好国民心态。我国虽然尽最大努力维持了一个正常的周边环境,但我们现在没便车可搭。对我们最要害的问题是台湾问题。

  陈志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首先,关于和平与崛起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下。和平是手段,更是目的;如果崛起引发了国际局势的不安定,那崛起就将面临严峻挑战。和平崛起首先是发展和壮大自身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把“和平崛起”这个理念分开来看。走和平崛起这条“新道路”意味着吸纳更多的新元素,如国际关系民主化、多边外交、大国责任,如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念,而崛起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题;为了实现崛起,这些新的元素不仅是手段,是过程,而且更应该慢慢把它们化为崛起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关于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也很有启发,但好像没有人提到文化,文化的角度,文化战略。在全球化和后冷战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文化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恐怖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大多与文化冲突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建构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文化形象。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对外文化战略。另一方面,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发展了,强大了,但按人口一平均,我们的“硬国力”还是相当低的,但我们是文化大国,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可以搭建一个文化战略的平台,以文化优势等“软国力”来弥补硬国力的不足。

  制定并推进明确的文化战略,大体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国家的文化形象;文化特性和价值观;文化产业;文化外交(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等)。在这方面,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二战以后,英国国力下降,但至今想保持大国、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除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美之间发挥外交的枢纽和桥梁作用,还很注意塑造和推介当代英国的文化形象,发挥英国在世界上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力,并且这样做也带动了经济贸易和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

  总之,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还包括了道德和文化上的复兴,得“道”成“势”,以势服人。崛起是全方位的,应该有丰富的文化维度和内涵。(部分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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