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博物馆的窘境与未来让人反思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8日13:27 南方周末

　　□见习记者陈一鸣实习生法伊莎

　　30年前，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专职文物干部，朱凤瀚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完成文物征集、登记保管、建室展览等关键工作。而现在，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凤瀚教授的“职权”似乎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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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摸”到国家博物馆里的重要文物，要交自己的部下——部主任批示；批示过后，朱凤瀚教授才能在其他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触摸到自己管理的文物。

　　并非所有馆藏文物现在都能享受到国家博物馆文物一样的“待遇”。

　　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海涛监守自盗长达10年才得以败露；湖北荆门博物馆原党总支书记、副馆长与文物贩子勾结，炸墓掘宝，倒卖馆藏文物；湖北省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九鼎八簋”被资质不合格的装修公司承揽的工程砸损；国家级爱国主义示范基地福建省福州市的侯县祥谦陵园108件珍贵名人字画发生霉变……

　　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案件表明，新疆博物馆案件并非孤立的，问题都出在博物馆的管理上，都涉及到博物馆的主要负责官员。

　　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博物馆2200家；其中属于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共有1504家，文物藏品共有1200多万件套，承担了绝大部分文物保护的职责。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目前国家级的大馆、老馆没什么问题，但有些省、地级博物馆的管理状态确实让人忧心忡忡，缺乏安全感。”

　　“管理滞后问题是存在的，为此国家文物局将以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全国博物馆立法执法、规划发展的基础。从2006年开始，博物馆事业将在‘博物馆十一五2006-2010年　’规划的指导下迈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孟宪民说。

　　要制度，更要操守

　　谢辰生认为，“监守自盗”现象最能说明目前博物馆内部管理问题的症结所在。

　　建国以后，文物犯罪一度近乎绝迹。1980年代中期，盗墓现象死灰复燃。国家文物局就文物保护问题上报国务院，1987年国务院通告坚决打击盗窃、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文物犯罪才得到初步遏制。

　　到了1990年代，文物犯罪现象再度猖獗，1995年到2003年，仅全国海关就查获了各类走私文物共45725件。犯罪分子的职业来源也逐步扩大，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者增多。

　　馆藏文物之所以进入犯罪分子的“涉猎范围”，是因为它的珍稀性、公信性远较民间文物为贵。与盗窃比起来，利用博物馆管理方面的漏洞获取文物，显然更划算，甚至更安全。

　　谢辰生认为，博物馆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家底不清”，大量文物进入博物馆以后就束之高阁，忽略鉴定、登记、存档工作；比如某个国内公认的，无论软件硬件在全国都算出类拔萃的博物馆，仍有几万件藏品没有鉴定，也没有展示；

　　主管领导一言堂，账目、文物、钥匙“一把抓”，同时上级领导部门对博物馆领导的监督与考核也不够专业；

　　有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太差，以至失职渎职。

　　以上问题互为因果，馆藏文物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目前博物馆并不缺乏文物管理、保护方面的制度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工作人员守则》、《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等制度法规都已出台多年。

　　谢辰生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他认为中国文物从出土到馆藏，“从字面上讲目前都有较为放心的制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切实执行。如果博物馆领导的专业素质和思想建设出了问题，制度建设也将沦为一纸空文。

　　朱凤瀚教授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博物馆立法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如果现有法律、制度得到切实执行，诸多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了；但“任何好的制度都不能杜绝个人行为，个别人不会以某些案件为戒，相反他会觉得社会上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入得宝山，岂能空手而归”。

　　朱凤瀚、谢辰生都强调，文博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是法律所不能替代的。

　　“30年前，虽然制度不健全，但从内蒙古调离时，我连一片细石器都没拿。”朱凤瀚说。

　　谢辰生则对国家文物局第一任领导郑振铎、王冶秋充满钦佩。郑振铎担任文物局局长之后，把自己负债买来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并与王冶秋副局长一起定了一条规矩：“文物工作者自己不允许收藏文物”。“文革”期间红卫兵抄王冶秋的家，结果一件文物都没抄出来。

　　博物馆难题

　　博物馆内部管理混乱的原因何在？首先是干部任用、监督机制不健全；其次是博物馆生存状况窘迫；再次是博物馆审批、管理制度滞后。

　　国家文物局主要负责宏观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事实上它只有权对局直属的博物馆，如鲁迅博物馆的干部进行任命和考核。

　　目前国家文物局内部，副局长以下，司长、副司长都采取公开竞争上岗的制度，最近还在全国范围公开竞争选拔了一批干部。但对于各级非局直属的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没有人事权，没有财权，也就影响不到博物馆干部的选拔和监督考核。国家文物局曾发文提出对博物馆馆长的素质要求，但只是一个原则。

　　非局直属的大馆、老馆在干部任命、监督考核上是能够达到专业要求的。以文化部下属的国家博物馆为例，干部任命、考核由文化部负责进行；馆长的职责是发展规划、国内外展览运营、学术研究、财务管理，等等。

　　而地方博物馆馆长则由当地政府任命，组织人事部门监督考核，国家文物局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全国博物馆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38%，具有历史、文博、考古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就更少了。“地方政府任命博物馆领导时，经常会有错综复杂的考虑。有的地方博物馆，是由机构改革裁下来的人安排进博物馆当解说员；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反而进不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博物馆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黄春雨说。

　　“未来的博物馆领导，应该通过公开竞争选拔，持证上岗，公开考核监督。”谢辰生说。

　　即便领导在专业素质、管理素质上过硬，经济状况仍然是每个博物馆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2002年，全国文物系统1500多个博物馆的总事业支出约17个亿，其中工资就占了近7个亿，博物馆事业经费平均到每个馆只有60多万元／年。

　　仍以国家博物馆为例，它由国家全额拨款。拨款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头费”，也就是国家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不包括奖金等效益工资；另一部分是“事业费”，即维持博物馆展览运营所必要的安全、设备、水电、取暖、制冷等费用。前几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并入国家博物馆)每年征集文物的费用只有区区50万。

　　2001年，中央财政支持了中国历史博物馆10个项目，近5个亿的专项经费，到现在这5个亿还在支撑着国家博物馆一部分事业的运营，而国家博物馆基本经费依然短缺。

　　除故宫博物院、陕西兵马俑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有限的几个博物馆经费充足外，全国文博系统几乎所有博物馆都在囊中羞涩的状态下捱着。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的话与朱凤瀚如出一辙：“拨款只能保证员工基本工资和津贴，日常文物保护费用很紧张，文物征集费用没有。”

　　本来财政拨款就不足，但拨款拖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地方财政对博物馆拖欠的拨款缺口达到了百分之四五十左右。即便如此，有些地方的博物馆门票收入还要缴税。

　　经费不够，内部管理抓起来经常是有心无力；员工收入不高，不只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在客观上更造成了抗侵蚀能力的下降。

　　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所长、《博物馆发展规划与立法研究》课题组组长刘平认为，目前博物馆建立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资质审查程序；博物馆管理过程中，多头管理现象严重，比如科技馆的主管是科委，各级博物馆的主管是各级政府。文物部门原则上作为博物馆的业务主管部门，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

　　如何让“金山”长高

　　目前中国所有博物馆，文物藏品总数不到2000万件。“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像大英博物院、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们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全人类历史文明的收藏展示者，而不只是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朱凤瀚说，“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博物馆藏品的‘本土化’性质，但我们所拥有的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博物馆数量逐渐增多，国家投入逐年上升；博物馆种类不断丰富，功能增加；数字化博物馆的建立，种种现象表明，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国博物馆事业在飞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所长、《博物馆发展规划与立法研究》课题组组长刘平说。

　　《博物馆发展规划与立法研究》课题是国家文物局2003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通过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课题投标，承担了此项研究工作，重点研究博物馆发展规划和博物馆立法过程中的问题；而南开大学将承担博物馆发展战略研究部分。

　　“课题准备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为中国博物馆‘十一五’发展规划做好前期研究；另一个是制定《博物馆条例》。”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孟宪民说，“在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方面，主要的法律法规《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有涉及博物馆的条款，但关于博物馆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博物馆立法研究是需要加强的。”

　　关于博物馆未来的生存问题，博物馆基金、博物馆附属工艺品商店的经营、甚至国外大博物馆承办国宴的办法等国外博物馆的生存经验都纳入了规划研究的视野。让博物馆这座承载着人类历史的“金山”长高而不是萎缩，让“金山”的守护者富裕起来而不是两手空空，目前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