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群体，在中纪委、中组部一纸“清理党政干部企业兼职”的通知过后，由“绚烂”归于平淡。

　　但是，对于这种呈蔓延之势的现象，不是简单一句“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批评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把责任仅仅归于企业家或几位地方官员身上就能加以厘清的。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滋生它的现实环境和体制土壤。为什么一些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官员热衷于这类举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和他们的荣辱升迁是怎样一种联系？如果不允诺、不许之以名，靠什么吸引资本的到来，落后地区的发展还有什么有效的路径？

　　□本报驻京记者/孙亚菲

　　“商而优则仕”？

　　2003年6月1日，江苏省赣榆县的宋世敏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质的转变”——以农民身份当选为该县副县长。

　　这在赣榆县的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创举”。宋世敏的名字很快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农民当了副县长”。

　　然而，也很快有人注意到，宋世敏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得加上“企业家”三个字——他是连云港榆城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坐拥几千万身家的大富豪。

　　这是一个“商而优则仕”的胡雪岩式的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时光穿越了一百多年，在21世纪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官商不分、公私连体的“胡雪岩现象”，居然重新掀起了红盖头。

　　无独有偶，在安徽潜山、四川武胜，都出现了这样特殊的“父母官”。

　　他们有不少共同的特点：都是大型民营企业老总；政企兼顾，主要精力在企业，政府工作属“兼职”；权力有限，一般分管与自己企业有关的产业，例如武胜县的副县长王德根，就只管与他饲料厂相关的生猪发展。

　　在现行的干部任用体系中，一方官员的产生大都来自于党政机关内部，少量选拔自高校或大型国有企业，鲜有不在国家干部编制序列的人做官。而“老板县长”们如何能穿越身份限制，进入到地方官员的队伍中？

　　记者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的采访中，得到最多的答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们列举出很多企业家任职的理由：高明的企业管理水平；丰富的市场实践经验；对本行业一手信息的了解，以及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人脉资源。

　　“虽然与现行的干部选拔体制有所冲突，但是，只要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好处，我们愿意做一些尝试。”一个西部县的领导说。

　　这样的“探索”一定程度上见了效果。以武胜县为例，县委县府与王德根所在的“万千饲料厂”共同推动猪种改良和规模化养殖，一年时间，武胜县的规模养殖户就从7户发展到102户，预计两三年后，能多产百万头良种猪。该企业也在政府的推动下屡屡扩大投资，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明显。

　　他们甚至承担起一些本应由政府做的工作：免费为养猪户配种；免费技术指导；办免费养殖培训班；帮农民担保贷款，等等。一些惠及的农户都说，王德根当副县长，对武胜县是起了作用的。

　　可是，这个看来是“三赢”的结果，却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否定。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直言不讳地批评：“发展生猪兼个生猪副县长，发展水产兼个水产副县长，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认为，一些具有较高素质和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家能到政府担当领导职务，扩大了选拔范围，是干部任用制度上的创新，值得鼓励，“但是，关键在于，他不能身兼两职，只可择其一。”

　　王东京分析说，在国外，这种情况会被当作一桩丑闻。因为按照经济人假定，人是自私的，谁敢保障他在制定政策时，不会运用“公权”照顾自己的企业？最后很可能导致一个恶果：政府失去公信力。

　　安徽潜山的例子就印证了王教授的判断：一位有副县长“头衔”的企业董事长，由于企业要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便下令县里所有农户养的蚕茧，只能卖给他的企业。

　　“所以我们说，政治权力不能轻易委任给具有经营权力的人，否则会在制度上给企业家留下一个空子，搞不好就是政经勾结。”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企业家“从政”，即便有一些好的结果也是临时性的，它更多隐含的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破坏。

　　然而，这种为追求短期效益，“饮鸩止渴”的行为并不鲜见。有媒体报道，吉林省江源县为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超过3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就可奖励一个干部身份。据悉，该县先后有25个农民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

　　一方愿意要，一方愿意给，政府和企业很快达成默契，让这种势头愈演愈烈。河北的清河县规定，只要3年累计纳税达600万元，就能得到一个副科级官位，目前至少有近10名私企老板在机关任领导职务。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张立栋的个体户，由于完成纳税任务出色，先被奖励到县工商局挂职副局长，2002年升任更高职务！

　　“官本位”导向和政府错位

　　事实上，此类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激励”方式，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纷纷提名一些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此表明政府对企业的重视。

　　一时间，民营企业中“委员”、“代表”泛滥。一位私企老板说，他的投资走到哪里，“代表”、“委员”的资格就跟到哪里，而他成天忙于企业事务，根本无暇顾及，那些神圣的资格就成了摆设。

　　这种情况下，“激励机制”再度升级：给企业家一定级别的行政职务。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王东京指出，以封官许愿的方式调动积极性，是一步步在往官本位上引，强化官本位意识，这跟全力淡化行政色彩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会使将来经济转轨越来越难。

　　“对社会进步而言，绝不是件值得鼓励的事。”他反问，如果以后副局长、副县长也没有刺激作用了，是不是给副市长、副省长？

　　采访中，记者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官位”，企业家就不发展自己的企业了吗？

　　不少领导都承认：不是。

　　但他们大多认为，有了“官衔”后，企业家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也便于与有关部门开展沟通协调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毛寿龙质疑了这种说法：“如果企业家从政就能搞好经济的话，为什么我们在文革和计划经济时期都没做成功？”

　　他认为，地方党政官员们热衷于制造“商官”，是政府强烈希望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表现，其身后的症结，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这种计划经济的残余物，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角色错位，职责混乱。

　　“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了，不仅破坏了投资环境，更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王东京分析：民营企业家当副县长，表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一种支持与扶植，但事实上破坏了竞争生态，以后再有相关产业链的企业，就不会去当地投资，“谁敢跟副县长争？政策掌握在他手里啊。”

　　去年，他陪一群企业家到西部考察，走一圈下来，没有一家敢投资的。企业家们的一致看法是：政府办事效率和决策效率都很低，官本位意识严重，手中有点权力的都要用到位。

　　“本来西部有较好的优惠政策和劳动力资源，但一跟政府打交道就出问题。有些官员招商引资心切，给企业家许诺‘包到我身上了，一句话就搞定’。人家马上就害怕了：一句话就搞定，一句话也可以搞黄啊。”王东京说，这说明一些政府不是一个规范的政府，也不是讲法规的政府。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了，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大，根子就在政府。

　　越是贫穷的地区，人们越想当官，官本位意识越强。致力于研究“官本位现象”多年的王东京得出这个结论。

　　这点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都可得到验证：市场经济只完成了形式上的转轨，内里依旧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官本位体系，干预经济的冲动让官员们常常忍不住从“仆人”、“配角”的位置上跳出来，扮演起“主人”、“主角”来。

　　毛寿龙在做调研时了解到，温州一些企业家宁可把原料拉到老家去，生产出产品再拉到中西部卖，也不愿意在那里投资建厂。原因很简单：投资环境差，地方职能部门吃拿卡要现象普遍，除非有强硬“官方后台”，否则不可进入。

　　越位之困

　　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

　　西方早在几百年前的亚当·斯密时代就有了答案：政府是看夜人，是权力有限的政府。经济学家们指出，这不意味着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有它自己的定位职能：保卫国家安全，保证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管理服务。

　　王东京强调，这里的服务职能，是指政府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搞好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再就是建立完善公共福利、扶贫体系，例如搞好义务教育，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等。

　　“决不是喧宾夺主，自己要强力介入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来引导发展过程。”他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和国际经验都说明，一个成熟的政府，它永远不会进入市场经济。那些靠行政行为主导出的经济模式，非但不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甚至还会成为前进的障碍。

　　他曾亲眼目睹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血本扶植“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享受了政府种种补贴和优惠后确实也发展起来了，一时间在解决就业和拉动地方经济上作用明显。然而，一旦支持者调离，另一批人上台后不再进行扶持，“窟窿立即出来了，企业不适应市场竞争而很快倒闭，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政策性浪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损失无法估算。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分析说，一是政府越位参与经济决策，二是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等没有发挥民主参与的作用，一些不合实际的政策、办法往往是“少数人瞎琢磨出来的”。而这种对国家财政、国有资产以及发展机会的“软性浪费”，愈来愈严重地危害着社会肌体。

　　畸形的“商人红顶”现象，也正是地方政府强力参与经济的一个表征。那么，为什么地方党政甘愿冒着违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风险，不顾一切地“越位”？

　　这背后，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对地方党政干部的考核体系出了偏差。竹立家说，我们国家虽然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完全转轨还有一个过程，不少政策制度没有跟上，对官员“政绩”的考评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要求GDP增长率，下达利税任务，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对企业的考核方式。在这个指挥棒的调动下，官员不得不全力投入追求经济发展上来。”

　　一位官员无奈地表示，我们也知道政府不应该太深介入经济，但在落后地区，很多事情不由政府出面又不行，发展会非常慢，“如果周围县市都快速搞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另一方面，中央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也为地方政府“越位”推波助澜。例如企业增值税收取办法规定，只要新企业一开工，中央便收取增值税，其中25%返还地方，这导致盲目的地方利益冲动。上马新项目，成为地方财政快速增收的途径。因此，在不少地方，招商引资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重头戏”。

　　记者看到的一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上面就写着：经济工作是地方发展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资又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上级对下级政府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下级政府无法完成，就把任务“分解”到地方各个干部身上，在一些地方，甚至教师都身负招商引资的任务，可谓“全民动员”。

　　某县领导告诉记者，上面给该县定的年招商引资指标是10亿元，他们上报的数字是“12亿”。“那是按照自己方式评估的，说10亿都有水分。我们这么穷的地方，哪容易完成这么大的任务！”他说，自己成天为此殚精竭虑，压力很大。

　　各地风潮似的招商“热情”导致重复建设惊人。王东京教授一次到南方考察，见到两个市交界的地方各设一个开发区，工业布局完全相同。他当时就慨叹，且不说由此带来的极大社会财富浪费，就是10年后再来看这些占用大量耕地，遍地开花的开发区，“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毫无疑问，地方党政官员发展经济，最大的动力始自“要政绩，求升迁”，但是，这不是惟一因素。记者在基层走访时看到，不少官员还是有“为官一方”的责任心，很想“做点事”。武胜县养猪大户卿德明就告诉记者，为抓生猪产业，县委书记孙南一年时间里亲自到他家二三十次，和他商量如何带动大家致富。

　　孙南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固然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但老百姓穷困境况也是种压力。一边是眼巴巴望着政府的贫弱农民，一边是地方政府为摆脱财政窘迫状况不断“僭越”后的失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似乎陷入了两难状态。突破口在哪里？

　　王东京教授建议，中西部贫困地区不应该再走政府亲自搞经济的“死路”，而要从机制上想办法。

　　他警告说，贫困地区的发展切忌犯急于求成的“改革综合征”，为实现短期利益破坏制度规则，其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改革还得讲章法，形成一个顺畅、合理的运行机制，才能达到社会持续、良性发展的目的。

　　“美国的西部开发经过了100多年，才达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我们不能指望在三五年、十来年时间就把东西部的差距拉平了，这是不现实的。”

　　从目前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相应的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如果能够一步步落到实处，使官员不再只围绕经济指标旋转，“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的现象有望得到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