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词，具有独特的时空转换观感：艾滋病。从过去论及如触烙铁，到现在国民可以平静看待电视中的安全套广告；从一度视之为西方世界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到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坦言——中国艾滋病疫情，目前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也就是国际社会描述的“艾滋潮前夜”，这样的表态，显示要直面危机，是一番敢于担当、要有所作为的沉毅。
对于艾滋病，人们曾经谈虎色变，但同时又掉以轻心，前者导致社会的不理解与缺乏宽容，后者则纵容艾滋病传染链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临界。即便有个别有识之士看出端倪，也往往被讥为“狼来了”的做作。
1990年，一位名叫吉拉达的印度医生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此言一出，举国哄笑，认定不过是又一哗众取宠者。这位现在出任印度卫生组织秘书长的医生，后来在《亚洲艾滋病》杂志中撰文写道：“我曾经遭到专家和政府的嘲笑，事实上，我的确错了，艾滋病只用了一半时间就打败了我们。”到1995年，艾滋病在人口基数巨大的印度以爆炸般的速度传播，艾滋病感染人数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到了吉拉达医生预言的“世纪之交”，印度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无情地突破1000万，成为艾滋病在地球上的“最大堡垒”。
印度，这个在诸多方面对中国都具有惊人相似背景比较意义的国家，以“艾滋潮前夜”之后两重天的灾难性场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最惊悚的前鉴。一如吴仪所言，抓得住这个关键时机，便完全还能遏制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那么，这个关键性的时机，究竟要如何才能抓得住？
国际社会其实早已开出药方，并且持之以恒地呼吁了多年——政府的意志与力量，才是最能在“艾滋潮前夜”里扭转乾坤的一夫当关者。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来讲便是，只有促成一个国家的“政治意志”，才应付得来这场危机。试想，当年的印度，倘若能有政府高官呼应吉拉达医生的声音，全国的注意力必然有天壤之别。
中国自然很不幸也走到了要应战“艾滋潮前夜”的关口，但不幸中有大幸，在众多医学专家、医务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陈情呼吁中，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出了还算及时的积极反应。中国对于遏制艾滋病“大面积扩散”的努力，也由民间发力转向政府发力的阶段——政府在信息的通报、医药研究的组织、对高危病弱群体的监控防治、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以及对全体社会的动员、整体资源的调动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民间力量不可比及的权威与能力。
2003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同艾滋病人握手的举动，感动了中国，也惊喜了世界。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亨克·贝克达姆说：“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了防治艾滋病的政治意愿。”其实，这一经典画面，表达的不仅是政治意愿，还表达了有更强力作为的“政治意志”：政府开始派遣代表参与民间举办的艾滋病研讨会议；承诺向贫困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而截至今年4月，中国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物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同时，卫生部则公布了内地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
在这一系列动作的背景下，吴仪4月7日的发言，是一脉相承、更上一层楼的意志表现，她所强调的一整套社会防治机制，也必然因此而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