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改革开放之后，不但重视学历，而且也建立了学位制，这原是好事。但强调得太过分了，也就出现了弊病。学位固然可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帜，但学术水平却不能全靠学位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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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历、学位上的盲目追高，与用人单位的录用要求有关，也与提升职务和职称的标准有关

　　●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人才，首先就应当破除各种形而上学倾向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这里将后半句改动一个字：“不拘一格用人才”。以此为本文的主题，是有感于时下用人之道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想借此有所议论。

　　龚自珍的原诗，是批判清王朝因政治高压政策而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并呼吁人才的降临和产生的。这首诗，因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提及，而广为人知。但以往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在造就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实际问题上，却并未“不拘一格”，而一直有着阶级路线上非常严格的限制。

　　现在，这方面的限制已经改变，但又有许多别的条条框框，形成新的限制。学历和学位的苛求，即是其中之一。

　　建国初期，许多干部都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所以不强调学历，更不比拼学位，讲究的是革命经历，有没有大学文凭，并非紧要之事。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只有毕业文凭，而没有学士学位证书，因为那时根本不设学位制。有一段时期，因为学习苏联，引进过一种副博士学位，但不久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无形中取消了。那些没有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们，在待遇上还不及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因为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待遇相同，而研究生因多读了几年书，毕业得迟了，工龄反而比大学同班同学少几年。

　　改革开放之后，要与世界接轨，不但重视学历，而且也建立了学位制，这原是好事。但强调得太过分了，行情日见其涨，也就出现了弊病。开始时，大家都要争取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就不能得到提升。后来，大学文凭不够用了，需要有硕士学位证书才行。再过几年，硕士也贬值了，大家都盯着博士学位证书。于是高等学校里研究生不断扩招，弄虚作假之事层出不穷，培养能力也在相应地稀释，甚至有些已经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人，也还要去攻读博士学位，而且在报纸上大肆炒作。其实，这事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既然你有资格指导博士生了，为什么还要再去做博士生呢？这就好比一个自认为称职的小学教师，却要去补读小学一样，颇有点滑稽。有一次，我应邀到某地去参加两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这两位答辩的博士生自己都已带有博士生了，我好奇地发问道：“既然你们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为什么还要读博士学位呢？”指导教师代答道：“因为最近我们这里有了新的规定，说是某年以后出生的博士生导师必须有博士学位，所以他们非补这个学位不可。”这话说得很实在，比报纸上宣扬的某些“博导攻博”的名人，声称此举是为了无止境的学术追求，要坦率得多了。

　　但这规定，却未必妥当。盖因学位固然可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帜，但学术水平却不能全靠学位来反映。没有学位的杰出学者多的是。远的，如陈寅恪，他在外国留学十多年，学贯中西，却根本不要什么学位，他照样能当清华导师，“中央研究院院士”；近的，则可举郭绍虞为例，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却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可见真才实学，不一定都反映在学历和学位上。更何况，博士生的水平本也参差不齐，何能一概而论。

　　现在，似乎连博士学位都不够味了，两眼又向上移了一档：博士后。所以博士后流动站近年来增设得不少，而且报名者日多，颇为兴旺发达。其实博士后并不是一种学位，只是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希望能继续做某一专题研究者的暂留之地，如不做专题研究，进博士后流动站又有何用？

　　在学历、学位上的盲目追高，与用人单位的录用要求有关，也与提升职务和职称的标准有关。如果能够辩证地看问题，既重视学历和学位，又不为学历和学位所限，而根据实际工作能力来录用和提拔人才，是否会更好一些呢？何况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作是多层次的，并不都需要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去担当。有些单位录用了博士生，只不过为了装点门面，以显示本单位的档次很高，那就更不切实际了。

　　人才使用上的形而上学倾向当然不止于此。如年龄问题上的一刀切，也切去了很多有用之才；为完成引进指标而引进人才，有时反会调动消极因素。这些都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存而不论了。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这四个“不唯”，可谓切中要害。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人才，首先就应当破除各种形而上学倾向。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