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石嘉报道 2004年4月5日，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萨姆·布朗巴克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纪念《与台湾关系法》25周年。布朗巴克声称，“《与台湾关系法》在冷战时期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它经历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变化，并且维持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但是随着保卫民主依然是我们的目标，美台关系需要《与台湾关系法》来保证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明天。天佑你们，天佑台湾。”
《与台湾关系法》主要是保证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就连天佑，也只顾美国和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美国丝毫不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对中国大陆的承诺放在心上。这就是25年来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核心和实质，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通过立法基础，“合法地”武装台湾，对抗所谓的“共产党中国”，持续制造海峡两岸对立的局面，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作为典型冷战思维的产物，《与台湾关系法》也是美国府院政治相互制衡的一个产物。
《与台湾关系法》使台湾获利
1979年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正是美国和中国建交之年。这一事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态度的恶劣状况，同时也使得美国国内部分亲台势力为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找到了法律依据。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交付参议院审阅之前，几位起草人就曾经表示，这份法案的核心部分主要有两个：一是表明“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二是进一步阐述为“美国必须帮助台湾有足够能力保卫自己，并且提供防御性武器，总统要随时向国会报告台湾安全的危险和台湾面临的可能威胁”。
美国外交事务多数是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进行决策，政府部门的政策延续性比较强。但是美国宪法同时也规定，联邦政府的外交决策需要国会参与，必须体现国会意志。美国国会往往通过制定法案来制衡政府的决策。参议院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获取必要的外交信息。因此有专家曾经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两个阶段，国际谈判和国内接受。
美国参众两院在美台关系中，一直扮演着与政府不和谐的角色。起草《与台湾关系法》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常年为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力量所主导。这里和美国国会其他部门不同的是，极少以党派划分阵营，而是多根据问题的看法不同划分。他们遵循的标准一般来说是强调参议院在外交决策中的权益，因此很少涉及政党利益，多是有条件的支持政府。《与台湾关系法》在参众两院高票通过，其实就是国会制衡政府的结果。
在《与台湾关系法》的25年时间中，台湾在美国获益良多。首先《与台湾关系法》确认了“美国在台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并且逐渐成为台湾在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框架下，美国军火公司也从美台军售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代表这些军火公司利益的美国保守派议员如赫尔姆斯等人，更是进一步推动美台关系。在这25年中更进一步地在美国参议院成立了“台湾连线”组织，保护和推动台湾在美的利益，制衡中美关系向良性渠道发展。
美国大选年总打“台湾球”
如果说《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冷战时期出台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痕迹，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之后，这份法案开始成为制衡中国和平崛起，维护“台独”势力的护身符。从1999年开始，美国国会中的亲台势力再次提出，《与台湾关系法》已经到了必须“加强”的时候，主要的改革就是根据大陆军事力量的增强，提出可以向台湾出售攻击性的武器。这一则是为了修补因为“台独”势力而受到损害的美台关系，二是为了争夺美国大选的外交选票，迄今为止声音最大的两次修改法案都是在大选之年。2004年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再度提出，要在4月推动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通过。尽管美国助理国务卿薛瑞福等高官一再表示《与台湾关系法》不需要修改，但是国会政治力量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重新打“台湾球”。
在中美关系中，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成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解读。尽管美国政府一再表示将要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但是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实施的多项军售贸易，事实上一直在违反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据美国媒体介绍，其实《与台湾关系法》从提出到通过，其实质一直为府院所认可，只是在如何遣词造句上有很大的争议。
必须承认的是，《与台湾关系法》仍然是一个笼统的规定，其执行情况视政府意愿，因此其实施的25年中，台湾在美国的游说力量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即使是提交《与台湾关系法》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丘奇，也承认“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已经不是50年代那个站在海岸线上，张牙舞爪立刻就要跳到台湾岛上的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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