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贪，张口就要80万

　　现年64岁的阎怀民，1996年初时任江苏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任省市场协会会长时，向苏州商品交易所的理事长唐某提出：省市场协会办公司需要80万元。唐所在的苏交所，原来为苏州物资交易所，后搞期货试点，改称苏州商品交易所。在苏交所从现货交易走向期货交易的过程中，江苏省体改委起了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而身为省体改委副主任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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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分管期货交易的阎怀民，在苏交所出现交易危机时,出面平息了一些可能给苏交所带来重大损失的危机。同时，苏交所还是阎怀民任会长的省市场协会成员之一。此外，唐某的任用是由省体改委考核审批的,这其中,阎怀民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总之，在唐某看来，不管于公于私，他都有一千个理由应该对阎怀民有所回报。这次阎怀民亲自开口,对唐某来说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他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了，而且双方还谈好是赞助款，不需要收回。

　　唐某的大方缘于苏交所挣钱容易。1993年至1995年是苏交所最红火的时期，当时，集中在苏交所进行期货炒作的资金达50亿至70个亿，在苏州的期货公司有300多家，苏交所的会员多达2700多个。苏交所曾创造一天实现利润300多万元的纪录。从1992年开业到1998年关闭，苏交所共实现利润14个多亿。所以，区区80万元，对苏交所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得到唐某给钱的满意答复后，阎怀民赶紧授意自己的老熟人———江苏昊宇建设发展公司总经理钱玉芳私刻了一枚省市场协会财务章，并到银行私设了一个省市场协会的账户。1996年1月8日，钱玉芳持阎怀民开出的函件来到苏州商品交易所拿到了一张80万元汇票，并顺利将钱划入了私设的省市场协会账户上。

　　其实，办公司只是阎怀民要钱的一个幌子。就在钱玉芳把80万元从苏州拿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她就分两天从银行账户上支取了799800元，然后分3次给了阎怀民60万元：第一次是以阎怀民儿子的名字买了10万元国库券，把购买凭证给了阎怀民；第二次是把30万元现金送到阎怀民的家里；第三次是在一饭店给了阎怀民20万现金。而剩下的近20万元则被钱玉芳塞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太狠，10万物品冲抵80万

　　正当阎怀民为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60万巨款而沾沾自喜时，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阎怀民向苏交所要80万元之前，省市场协会曾向苏交所要了5万元出国赞助费用。在市场协会向苏交所出具有关收据时，不知事实真相的苏交所财务人员同时索要80万元的相关票据，这使阎怀民向苏交所索要80万的事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泄露了。

　　阎怀民毕竟是个“老江湖”。当他得知苏交所需要正规收据做账的消息后，便以领导的身份，以拉赞助的名义向省体改委工会索要了一式三联空白的“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凭证”，让钱玉芳填写为“借款”并加盖私刻的省市场协会财务章后送到苏交所，试图掩盖他们共同私分公款的犯罪事实。然而事情并没有像阎怀民想像的那样就此结束。事隔两年之后，1998年初阎怀民又突然听说有人就80万元一事进行举报，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做贼心虚的他预料到事情会比他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于是阎怀民、钱玉芳、唐某三人多次合谋商定：80万元由苏交所借给省市场协会办企业，具体投资到了由钱玉芳当总经理的昊宇公司。

　　昊宇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20日，注册资本800万元，省市场协会是股东之一。实际上，这个昊宇公司只雇用了一两名员工，主要业务是卖PVC管子。但这样一个公司现在却成为了阎怀民和钱玉芳的救命稻草，因为作为股东之一的省市场协会出资80万元到昊宇公司是合情合理的。

　　接下来的具体方案是，由钱玉芳的丈夫负责找一家公司与昊宇公司签订一份假联营协议，昊宇公司将80万元分两次投资，经过一年的运营，由于经营不善投资失败，双方同意解除联营协议，对方分期退还昊宇公司的部分投资款。就这样，阎怀民这次很轻易地把有关部门的调查搪塞过去了。

　　1999年底，按上级要求，苏交所被关闭，资产清算小组要求省市场协会把一直挂在苏交所账上的80万元“借款”归还，这让阎怀民又一次被推到了浪尖上。无奈的他只好把钱玉芳喊来进行商量。而此时，正好钱玉芳管理的昊宇公司在常州打赢了一场官司，拿了对方很多人造革皮件，阎怀民就提出拿这些皮件冲抵苏交所的80万元“借款”。2000年3月，在阎怀民的操作下，昊宇公司将不足10万元的人造革领带3060条，人造革背心180件，虚报价值为80余万元，退给了苏州商品交易所。

　　立案，巨贪终于现原形

　　2002年初，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根据江苏省检察院移送的线索，秘密对阎怀民向苏州交易所索要80万元一事进行了初查。当时，办案人员根据转来的材料分析认为，80万元被钱玉芳提现后的去向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阎怀民和钱玉芳共同瓜分；二是投资到昊宇公司，并全部亏损。

　　在对阎怀民等人的查与不查的怀疑和争论中，办案人员没有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建邺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耿辉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们进行了一些合理性的怀疑：既然80万元是为了投资，为什么不将它汇入省市场协会的正式账户？又为什么不全部汇入昊宇公司，却分多次提现？种种不正常的情况表明，阎怀民有将8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的重大嫌疑。”

　　此外，经验还告诉办案人员，在80万元的运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钱玉芳经手，因此突破她的口供非常关键。阎怀民能够通过钱玉芳索要80万元，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在12小时内突破钱玉芳口供的可能性很小。“当时，我们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不管钱玉芳承不承认，我们都将对其进行立案侦查，以防止其与阎怀民串供，否则该案可能要搁浅。”办案人员还针对钱玉芳这个涉案对象的特殊性，制定了“审计开路，审讯为主，外调为辅”的工作方法。

　　事情正如先前所分析的那样，当办案人员传唤钱玉芳时，钱玉芳态度蛮横，对80万元一事矢口否认，并提出了种种辩解，妄想躲过“这一劫”。但对钱玉芳家进行搜查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一张字迹潦草、多次涂改的便条，办案人员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和辨认后发现，便条上写着：“投资需要，请贵所支持捌拾万元。”面对这张便条，钱玉芳再也无法继续狡辩，只好如实供述自己与阎怀民共同私分80万元的犯罪事实：

　　“1995年，我想承包挂靠在省体改委的南京工艺雕刻厂，阎怀民等人很支持，但提出不能用原厂房，我为此租了别的厂房，前后装修花了十几万，后因工人不愿意，没承包成雕刻厂。后来，省体改委在找房子开设期货培训班，我提出用我租来的厂房办班，他们说如果能把这些房子装修得好一些就可以考虑，我又花十多万作了进一步整修，但还是没有下文。在这两件事上，我搭进几十万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对此阎怀民一直很内疚。”

　　“1996年初，阎怀民打电话给我说，他以市场协会的名义跟苏交所要了80万元，我当时想还是阎怀民不错，记着我的损失……从苏州拿回汇票后，阎怀民跟我说取出60万现金给他，另外20万给我作为补偿和发展。我认为这20万是阎怀民给我个人的……当时阎怀民提出要把钱转账到公司账上，然后再提取现金。我认为阎怀民很狡猾，如果我按照他讲的做，这80万元就变成了我个人行为，他还可以推说钱投到了公司，被我用了。”

　　从上述交代中可以看出，钱玉芳对阎怀民一直存有戒心，她不但将阎怀民向苏交所要钱的亲笔便条保留着，而且在给阎送钱时还叫上别人作陪，同时将有关银行单据保留了下来。后来，在以10万人造革制品冲抵苏交所80万元的“借款”过程中，钱玉芳向阎怀民提出要20万元补偿款，心虚的阎怀民只好给了她13万作了结。

　　无耻，一块钱私人车票也报销

　　随着案件侦查的步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阎怀民从苏交所得到的好处远不止这80万元。

　　1997年3月，苏交所给职工分房，为感谢阎怀民对苏交所的帮助和支持，几位所领导决定送一套房子给他。于是，唐某等人专程赶到南京阎怀民家，提出房子之事，阎怀民意识到这是“受贿”行为，明确告诉两人“以我的名字办购房手续和产权证不好办”，并且说自己没有多余的钱到苏州购房。与阎怀民打了多年交道的唐某心里明白，其实阎怀民还是想要房子，只是不想自己掏钱买罢了，而且他还害怕万一日后出问题，如果以他的名字办理手续和产权证，他就没法推脱责任。不出所料，此后不久阎怀民到苏州考察工作，乘机到苏交所看了现房，并定下了一套135平方米的房子。

　　1998年9月，苏交所把那套当时市场价为27万多元的房子，以阎怀民儿子的名义按职工房改房的条件花11万元买了下来。为帮助阎怀民解决购房款及房子的装修费用，唐某等人就利用阎怀民儿子曾在苏交所下属公司短暂工作过的机会，安排从1998年1月开始给他造工资册，每月5000元，一直到1999年10月，不足部分以奖金的方式解决。通过这种方法，苏交所总共向阎怀民的儿子发工资和奖金22万元，不过这些钱都没有给他本人，全部用以抵支购房款和房子的装修费用。房子装修好后，阎怀民与家属到苏州时就住在该房子里，而与其他同事到苏州时就住在宾馆里。阎怀民女儿到苏州工作，就一直住在那房子里。

　　此外，阎怀民还把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发票全拿到苏交所报销。仅1996年底至1998年底的短短2年间，他就频繁往返南京和苏州两地，累计17次在苏交所报销消费发票金额48628.1元。在这些发票中，有打的费、餐费、礼品费、图书费，金额从几元、十几元，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甚至他夫人生病时，坐公交车的一块钱车票也拿到苏交所报销。由于报销次数多，苏交所的一些知情人员都有些嫌烦了，有一次故意拖了很长时间才给他报销。阎怀民自己似乎对此有所觉察，从那以后就不再拿发票到苏交所报销了。

　　荒唐，缺钱岂能成为犯罪借口

　　在谈及到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滑入到犯罪深渊时，阎怀民总结了三条：一是放松了学习，特别是放松了对国家政策法律的学习；二是心存侥幸心理，总以为没人会告发，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三是客观上自身收入不高，家里几乎没有积蓄，儿女结婚等现实困难难以解决，心里就产生了贪的想法。

　　阎怀民认为，他向苏交所要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想解决一些家庭实际困难：“开始时，我拿了60万元现金，后来拿了13万给钱玉芳的丈夫，用于他们以皮具冲抵苏交所80万元的补偿，我实际只得到47万元。”“钱拿来后我没敢存银行，一直放在家里，从1996年到2000年期间基本都用掉了，只剩下三四万。”阎怀民还列举这些钱的基本去向：“以儿子名义买的10万元国库券1997年到期后给儿子，这钱他拿去炒股了。”阎怀民还说：“1998年5月儿子结婚，当时省级机关住房面积补差分给我一套住房，购房款交了8万，装潢花了3万，再加上买家具、办婚事等，总共花了近20万。女儿结婚我又给了5万现金，买东西2万元，她到苏州工作又给了2万。2000年我装修自己住的房子花了3万元，买家具花了1.5万，此外就是平时贴补一点家用。所以，47万元也就所剩无几了。”

　　据办案人员介绍，阎怀民所交代犯罪动机及赃款去向基本属实，但“穷”并不能成为其贪污受贿的借口。当然，法律也没有因为阎怀民“穷”而减轻对其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