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评
最近，报上刊登的两个“紧急通知”煞是显眼。一个是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春游活动等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高度重视春游活动的安全管理。原因是3月28日，江苏省张家港市梁丰高级中学组织学生春游，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4月1日《钱江晚报》)。另一个是北京市政府转发的《关于坚决制止
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对该市范围内占用农田进行植树的行为全面叫停(4月2日《北京日报》)。
两个“紧急通知”，一个关乎学生安全，一个关乎“三农”问题，不可谓不紧急。可是，仔细查找这些紧急通知的出处和依据，就发现，文中被严令作为或不作为的公共义务，其实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上早有明文规定。也就是说，紧急通知要求解决的问题，执法中早就该解决了！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法律法规要求兑现的事由，还需要红头文件再来一遍严肃的重申？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严肃的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违法的现象也压根儿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人大已经成制的法律规定，需要由政府的“紧急通知”再三重申，这本身就暴露出了某种“法律软骨病”。
那么，紧急通知果真是一发就灵、文到病除了么？这仍是个问题。不可否认，一纸冠以“紧急”字样的“通知”，确乎可以刺激一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官员们的麻木神经。那样，“整改措施”便会应声而出，“严肃查处”也会声势浩大。到时过境迁，事态不那么“紧急”之时，情况又将如何？是不是又回到以前那种视法律、法规于无物的老样子？紧急通知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远；管得了此地，管不了彼地，要指望它解决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难矣！
借助发文件、下通知来推动甚或替代执法，或多或少掺杂进了“长官意志”，随意性较大，并且难以进行公开、有效的监督，很难保证其公平和公正；而且，长此以往还会使人们对“文山”形成依赖———习惯于奉命行事，而不是依法办事。这种事实上的“权大于法”，又为违法现象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纵观一些现代法治国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公民，无不有着守法护法的高度自觉，这是因为，他们对法律权威有着始终如一、发自内心的敬畏。我们正在着力打造的法治政府，就是要按依法行政的要求，行使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而不是非要等“紧急通知”来了才有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