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两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总理引述“黄宗羲定律”这一概念表明，中央高层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及其举措已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进行过农村税费改革。但改革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期后往往又反弹到一个比以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改革目的的反面。明
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黄宗羲定律”。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央不仅在80年代连发5个“一号文件”，18年后又发了第6个“一号文件”，而且在这次人代会郑重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平均每年降1个百分点，5年内取消农业税。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和服务全国的前沿，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并应有新的思路与举措。
服务全国，从服务“三农”开始。跳出上海看全国，当前全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粮食主产区农民更是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有些纯农户收入指数常年徘徊以至下降。农民增收连续多年迟缓，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由于农民消费能力不旺也影响了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正是从这一点看，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因此，我们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上海多年来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经济技术优势和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全力以赴完成云南、西藏、新疆和三峡地区的对口支援任务。同时，在西部大开发中，抓住以农业组织化为重点，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要充分利用上海区位优势，凭借科技、人才、信息、资本市场等服务功能，为各地农民、农产品和农业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扶持“公司＋基地”、“公司＋农户”、“市场＋企业＋农户”型龙头企业，为提高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发挥郊区农民增产、增收的示范效应。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上海郊区农民连年增收的成功之道。在新的形势下，上海郊区要进一步强化要素积聚优势，建好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基地，构筑科技兴农平台，提高农业产业化、工业化的能级。同时强化都市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体系，通过“从田头到餐桌”的系统化大生产经营模式，充分发掘和拓展都市农业的产业功能和外延性经济功能，并运用市场机制，形成能获取较高经济效益的经营机制。还要进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以实现在功能上加速转向生态化、经营主体转向公司化、市场格局外向化、经营领域多样化。上海农业要率先实现产业化、组织化，为全国农业现代化提供示范效应。
善待在沪的农民工。去年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鲜明提出了“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大会报告中，这是一次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上海现有农民工近400万人，占上海从业人员40%以上。他们在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积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仅仅由于户籍的关系，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时的平等待遇，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他们也没有医疗、失业、事故、养老等社会保障。他们成为在城市里工作的“乡下人”、“都市里的农民”。我们既要尊重历史形成的现实，不能一蹴而就，指望在某个早上解决全部问题；又要采取积极进取的改革方法，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差距，给数百万农民工以新的希望。徐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