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五次成功推出“中国大陆百富榜”的英国人胡润，最近向记者透露，他和他的团队联手民政部直属专业社团———企业公民委员会，将于4月底至5月初，推出《2004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该排行榜将以2003年全年企业家的总捐赠额作为评定依据。

　　历次“中国大陆百富榜”上列出的富豪，特别是排在前十名者，能否荣登胡润即将要推出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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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缺位”

　　浙江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共有80家，去年只登记了5家，都是由事业单位、公益性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的，没有一个是由企业家主动发起的。这样的情况并非浙江独有。记者最近采访了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在内的几家全国性基金会，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没有收到过被《福布斯》评为“中国百富”的捐款。在去年抗非典的过程中，富豪缺位现象尤其明显。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非典期间该会共收到捐款近775万元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位富豪热心参与，捐了200万元。中国富豪缺位慈善事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捐款“错位”

　　慈善事业不见富豪现身，在“公款追星”或其他一些场合却常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长三角某县级市去年秋天举办的一个大型文化招商活动，预算400万元，财政掏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全部由企业“捐赠”而来。出钱出物，企业有被动的，也有热衷的。发给来宾的资料袋里，一大叠都是企业广告，企业家不想白掏钱。一位担任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向记者透露，每逢市里举办大型活动，身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荣誉的企业家肯定少不了要作“表示”，一方面不想为了少花几万元影响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另一方面正好做点广告。他说：“如果这些活动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估计县里没有几家企业愿意投钱的。”

　　捐助中出现的如“剃头挑子一头冷一头热”的现象引发人们深思。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指出，这与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许多企业家刚刚完成原始积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财富，怎样让企业更好地发展，所以他们普遍地看重政治保障，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关系，甚至谋求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高级官员。在此动机下，他们宁愿在为政府捐赠时“到位”。

　　默默“到位”

　　在社会广泛指责中国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有少数企业家在不断地捐出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35岁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沃伟东并没有上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然而他从1999年以来热心济贫扶困，资助生活贫寒的大中小学生，参加慈善义拍为患白内障的贫困老人筹集治疗经费，先后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累计达六七百万元之多。上月底，美特斯·邦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红蜻蜓集团公司董事长钱金波与其他3名企业家分别捐资1000万元，成立了浙江省农村青年发展基金，帮助浙江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年提高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也是3月份，红蜻蜓集团向中国青年基金会捐资200万元，法派服饰有限公司向共青团中央捐资1000万元，成立青年人才开发法派基金会……

　　从这些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个体素质起着决定作用。

　　“不仁”背后

　　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还不能成为慈善家，恐怕不能仅用“为富不仁”四字概括，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民间组织管理局的一位专家分析说，管理体制不完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目前对基金会实行业务部门和登记部门双重管理的规定，使私人捐赠后大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善；而管理不明晰也使得我国一些基金会社会公信度还不够高，很多企业家捐完钱后甚至都不知道资金的最终去向。

　　原因还能找出两条：一是税收政策，减免税收的份额很低，而且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收的优惠；二是社会氛围，企业家担心一旦曝光率太高，很多人都来求助，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那么多的问题，甚至还会被舆论嘲笑为炒作自己，不做“出头鸟”的心理很普遍。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6月1日，旨在鼓励民间慈善活动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它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即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即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两类，使私人发起基金会的门槛大大降低。另外，《条例》从基金会自律、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以确保基金会活动的规范、公开、透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日前也发布消息，凡是向该会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其捐赠额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全额扣除。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物资，也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

　　邓国胜说，除了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改革外，政府还应有意识地进行慈善文化的培育，对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家给予相应的荣誉奖励，辅以媒体的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记者杨健）（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