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蔓延出现新动向 “清水衙门”缘何水不清？

　　编者按：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是“清水衙门”的行业和单位，时常曝出腐败丑闻。“清水衙门”水不清，成了近来人们广为关注的腐败现象。事实上，凡是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地方，如果失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任何一个“衙门”——不论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行政和司法机关，还是承担着某些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业和单位，都有可能发生腐败。本期特别策划栏目刊发的《“清水衙门”水不清》、《“清水衙门”缘何“浑”》两文，试图通过几件典型事例说明腐败蔓延的新动向，剖析“清水不清、净土不净”现象的产生根

源和治理对策，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清水衙门”水不清

　　作者/康泰克

　　“近五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查办的十七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在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党政部门、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也开始抬头。”

　　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马海滨在一次有关预防职务犯罪的研讨会上郑重指出的，也是我国权威人士首次对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清水衙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给以特别的警示。

　　的确，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清水衙门，并非“清水一潭”，在有些行业，“水”甚至还相当的“浑”。

　　死者身上敛黑钱

　　殡葬，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腐败的“冷门”。但是，“生命已息，交费不止”这句话形象地揭露了殡葬业内某些惟利是图者发死人财、赚昧心钱的丑恶行径。死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据一个从事殡葬服务的经营者自述说，大葬至少要上万元，搞风光一些的则花四五十万元也不嫌多。殡葬业的利润一般都超过300%，高的甚至达到2000%。殡葬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吃死人”的暴利行业。

　　广西一个长期从事殡葬经营服务的老板说：“别看干我们这一行的名声不太好，可死人的钱真是太好赚了。”

　　从殡仪馆的账目上，我们所看到的消费并不多：火化费300元，整容费300元，遗体接送费200元，租用告别厅大厅300元、小厅120元，加上租用花圈等开销，最多不过3000元。但是，账面的消费，仅仅是实际开销的“冰山一角”，丧家真正的支出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比如寿衣，成本不过五六十元，然而到了殡仪馆，即使是普通棉布面料的寿衣至少也要800至1200元，如果是绸缎面料的则最少要2000元一套。再如骨灰盒，用料最好的玉雕制品成本也不过2000元，在殡仪馆却能够卖到3万元，红木骨灰盒至少也要三四千元，最廉价的也得一千五百元左右。如果丧家还想给死者化妆，那么，费用就更高了。一位记者在西宁市一家医院目睹了吓人的一幕：

　　“化不化妆？”手拿粉盒的“白大褂”面无表情地问一旁肃立的死者家属。短暂的沉默后，一个声音说：“化吧。”“白大褂”利索地拿起粉扑，很快，死者的脸上变得粉白，又显出了红润。随后“白大褂”又摸出一支唇膏，在死者的上下嘴唇涂抹了一下。整个化妆过程，前后不到三分钟。过了一会儿，死者家属即拿到了一张写着“停放、穿衣、化妆700元”的收据。家属虽然感到贵得离谱，但由于是在“特殊时刻”，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正因为“死人的钱真是太好赚了”——其中包括丧葬用品成本与售价间巨大的利差，以及昂贵的服务费用，于是，在殡仪馆工作也就成了许多人向往的职业：一方面，这个“冷门”行业，已经成了收入稳定、外快丰厚的“香饽饽”，在个别地方，进殡仪馆工作比考大学还难；另一方面，在殡仪馆的人，特别是领导，成了一些人“进攻”的对象。杭州市萧山区殡仪馆原主任屠某就因手握选择采购骨灰盒的大权，成了8个当地骨灰盒生产厂商用“银弹”进攻的目标。从1997年到案发，屠某收受贿赂达8万多元。拿人钱财，替人谋利，骨灰盒的“溢价”部分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转嫁到了死者家属的头上。另外，吃惯了贿赂甜头的屠某，还在修建殡仪馆新馆过程中，“笑纳”了包工头“孝敬”的3.8万元，在焚化炉的改造过程中，又当仁不让地将耐火砖供应商塞来的两万元“感谢费”揣入私囊。

　　不仅仅是浙江一地。2003年7月，四川广汉市原民政局长徐惟新和殡仪馆馆长廖兴洪、会计刘开全、出纳王莉4人，也是大发“死人财”。从1998年开始，廖兴洪就指使刘开全以支付骨灰盒货款的名义，将公款118.87万元分两次转出，4人私分。徐惟新还以广汉市龙泉山公墓管理处的名义，借出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72万元，用于购买“马自达”和“雅阁”轿车各一辆。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个殡仪馆出纳竟然拥有资产511万元之多，其中374万元属于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不明巨额财产。

　　事实上，在殡仪馆，丧家除了花在遗体安葬上的费用，其他需要“打点”的地方也不少，包括给搬运遗体的工人、火化炉工人、遗体整容师、墓碑刻字工人以及墓碑下葬工人的“好处费”，每个环节平均都要花费200元至400元。这笔费用怎么说也要一两千元。

　　其实，死人死不起，还不仅仅在殡仪馆里，暂时停尸的太平间，也会伸出无数只手来“死要钱”。福州市晋安区医院太平间的收费就是一个黑典型。四川人谷某2003年9月上旬因车祸客死福州，因为要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责任的认定，谷某的尸体在医院太平间停放了9天，然而，就是这9天时间，太平间负责人却开出了7430元的服务费用，还不包括此前已经收取的1830元遗体火化费。记者在死者家属出示的由晋安区医院太平间提供的一份殡葬服务计费表上看到，除了殡葬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外，太平间方面还加收了：运输费1000元、礼堂费1000元、高档西装费630元、卫生费40元、被面被底费用100元，另外还有冰棺费10天累计2000元(殡葬管理部门核定的费用每天为120元)、停尸费10天累计200元，等等。

　　看来，太平间里也不太平。

　　不仅如此，死者想“入土为安”也不容易。因为，现在“阴间房地产”十分“红火”，阴宅的“房价”高得吓人。这是因为，有一些人在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获取廉价地块后再进行炒作，以大发不义之财。一位对贵阳市公墓了解较多的知情人透露，贵阳市公墓销售的真正奥妙不仅在于物价部门怎样核定，还在于核定以后如何“开发”。他透露，在当地，一般普通的单体墓，售价在三千元左右，如果墓位较大、材质较好、做工较细的墓穴，就不会低于5000元，称为中档的就超过1万元。从死者家属手里搞到的这些横财，大多都落入了个人的腰包。

　　当然，在陵园的建造过程中，更是猫腻多多。

　　一些人在死人身上煞费苦心地挤油水，大到陵墓工程发包、墓料购进，小到骨灰盒采购、化妆等等，或开高进价，或高要服务费用，雁过拔毛，用以集体贪污私分，或个人收取贿赂和回扣，中饱私囊。

　　类似这种发“死人财”的案例，也绝非个别。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就曾查处了区民政系统腐败串案，上至民政局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共涉及十余人。浙江全省2003年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有11件16人(其中单位“一把手”10人)，涉案金额达到118万元，涉及相当一部分殡仪馆、殡葬管理所和公墓等殡葬服务单位和管理机构，发案率之高、犯罪面之广，大大超过人们对该行业的想象。

　　对此，一位专栏作家曾指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出于失去亲人的哀痛和对逝者的敬重，丧家一般不大计较花销。殡葬业内某些人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肆意抬价，牟取暴利。”

　　但是，这只是点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殡葬业的腐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目前殡葬业还属于高度垄断的行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升级。同时，该行业审批制度改革的滞后难以适应迅猛发展的殡葬改革，也为殡葬业的腐败蔓延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虽然国务院在1997年7月发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就已明确对“殡葬设备和殡葬用品”提出三个“禁止”，允许对有关火化机、运尸车等殡葬设备和骨灰盒、石料等殡葬用品的生产销售通过市场调节。但是，还是有一些省份对丧葬用品、殡葬设备的生产销售采用行政审批的手段进行限制，对殡葬用地、设施也是层层审批，设置垄断堡垒，造成了谁有权，谁得利。

　　“粪坑”里面也“摸鱼”

　　环卫部门，一向被看成是“清水衙门”，然而，还是有人硬是在“粪坑”里面“摸鱼”，终于使搞腐败者自己“臭不可闻”。

　　2003年1月21日，曾轰动广东茂名市的环卫大案，终于有了结果，茂名市环卫处原主任梁西康、财务科科长吴美容、设备科科长张仲凯三只环卫“硕鼠”分别被判处14年、11年和10年有期徒刑。

　　1992年，梁西康调入市环卫处任主任，从任职的第二年起，梁便伙同时任供销科长的张仲凯和时任财务股长的吴美容，私设了一个“小金库”——由于环卫处的费用都是财政拨款，这些财政拨款也就成了他们“小金库”的财源。这3只“硕鼠”通常的作案手段是，张仲凯虚开环卫处购买的轮胎、钢材、汽油以及各种工程款的发票，由梁西康负责签字，再给仓库保管员作假账办进出库手续。财务将款划到对方单位，对方再将多开的部分款项交给张仲凯带回给“小金库”的经管人吴美容，这些款项于是就被截留到了“小金库”里。你可能想象不到，即便是买一把扫把，他们也要如法炮制，虚开发票。从1993年至案发的10年间，他们私设的“小金库”竟存入了一千多万元。

　　梁西康除了随时支取占用“小金库”里的资金外，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赚不义之财：购买环卫用品，要收取对方的“辛苦费”；发包工程，要收取包工头的“好处费”；职工调动、临时工转正，要收取员工的“红包”。此外，他还多次到澳门赌博，并将其在澳门花费的餐费、住宿费等在单位报销。就这样，梁在任期间贪污公款38万元，收受贿赂两万多元，非法所得69万元。

　　无独有偶，2003年5月12日，广东汕头市纪委通报了该市金园区一个区级环卫局34人集体贪污的腐败案件。据查，金园区环卫局原局长李树源在任期间，授意局下属的企业清扫队、有偿服务队、直属车队，采取虚增雇用临时工人数等手段，冒领公款总额达166.84万元。上行下效，局座如此贪心捞钱，下属便更加肆无忌惮。直属车队队长林淑凌、副队长陈雁波，与社会闲散人员相互勾结，在车队购买汽车零配件过程中，采取虚开发票的手段，获取公款，林、陈两人分别贪污23.91万元和2.65万元。

　　目前已经查明，这宗集体贪污案涉及违法金额达253万元，涉及人员34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干部。

　　如此这般，被称为“清水衙门”的环卫部门也被搅得像“化粪池”一样臭名昭著。

　　“净土”园里有“腐士”

　　如果说现在的学校已成“肥水福地”，那么，教学科研机构之类的地方，该是“净土”园了吧，遗憾的是，“净土”园里也不净。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腐败分子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哪怕是一丁点儿权力来谋取私利的。

　　2001年5月，一向“风平浪静”的江苏南通市教学研究室腐败窝案浮出水面。让人们感到惊诧的是，其中正、副主任4名“全军覆没”。一向被人们视为身正心清之表率的“净士”，也“屁股沾屎”。

　　大家知道，教学研究室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组织培训、编写教学参考书等工作，人们往往也很难将这里与腐败联系起来。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该教学研究室的一干人，却硬是要打破这个“神话”。在教研室原主任杨建勋眼里，没有什么“经济”是搞不“活”的。

　　杨建勋不仅利用职权在印刷环节收受贿赂，而且对于出版环节，他也抓住“机遇”，狠捞一把。

　　真是前“腐”后继。1998年8月接过杨建勋的“权杖”担任教研室主任兼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市教育科研所所长、书记的蒋晓东，也很快跌入腐败泥潭。

　　“净土”被污，“清水”不清的，当然不独教研室。某市的一个电教馆馆长和副馆长，也触上了腐败之电。馆长张某和副馆长陆某，瞅准了中小学电脑房建设的机会，与电脑商相互勾结，随意提高电脑价格，虚列电脑器材配件共计一百余万元，并把这些钱不动声色地转入只有少数人可以支配的“小金库”中。仅一年之间，他们便采取两人秘密私分和电教馆其他人员集体私分的手段将这笔公款分掉，光张某、陆某就分别将10万、15万元揣入私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该市的一些中小学校校长和会计，在电教馆领导的“带头示范”下，也纷纷利用建电脑房之机收取回扣，捞取好处。据该市教育系统纪检监察部门立案查处，有43人涉及贪污，涉案金额高达二百多万元。

　　此外，广东省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杨绍练，也千方百计在研究院的“清水”里捞“油水”。因为别无换钱的权力，他便打起了倒卖成人教育研究生文凭以获利的歪念。事发后，检察机关从其家中搜出了数百万元的存款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并查出他在广州购买了4处房产，还包养了3个女人。

　　黑龙江省某规划院原院长褚迅也是因为贪恋女色，利用职权，授意副手将私设的“小金库”里的9万元公款，以副手的名义购买了一套单元房送给“二奶”，以金屋藏娇。

　　“清水”之中捞“油水”

　　人们也许想象不到，被认为是一潭“清水”的博物馆，照样也生出蛀虫。而这类蛀虫，竟然还能从“清水”里面捞出“油水”来。

　　案子是偶然间从闲聊中挖出来的。井冈山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与人闲聊时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不知为何，井冈山市博物馆的职工都争着到离市区有近二十公里远的黄洋界景点上班。当地人都知道，黄洋界是离市区最远的景点，那里至今未通自来水，用水必须到几里外的地方用大塑料桶装，饭要自己做，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这样艰苦的条件，为什么人人都争着去？

　　于是，市检察院决定进行调查，通过周密的调查取证，终于揭开了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惊人黑幕。从1996年开始，只要导游带团队上井冈山到市博物馆所辖的景点参观，景点工作人员就会对导游打折，即导游只按实际参观人数的70%付钱，景点不给门票，导游回旅行社后直接凭出车单上游客总数的70%报销门票款。这种“方法”，自1997年以后已在导游和景点工作人员之间形成心照不宣的惯例。经过深入挖掘，其他景点私分票款的事情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博物馆所辖的5个景点工作过的人，像蜘蛛结网般全部卷入了私分票款的黑网中。除了大景点一个扫地的临时工外，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竟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只有八十余名工作人员的井冈山市博物馆，涉案者竟多达57人。而著名的黄洋界景点，贪污问题最为严重，有多人分钱在五万元以上。

　　据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黄洋界景点工作一段时间后，馆里要调他到别的景点，他不愿去，竟“愤怒”地与领导拍桌子发火道：我不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没味道！

　　和尚头上也拔“毛”

　　如果说，博物馆还有门票收入，心术不正的人，可以在这上头“动脑筋”，搅浑“清水”，那么，在人们的习惯意识里，像统战部门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就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有句笑话说：“和尚头上拔不出毛”。然而，是不是真的“水至清则无腐”了？也不尽然。

　　浙江省宁海县最近就查处了一起发生在这样“清水衙门”里的腐败窝案。该县原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胡鸣旭、县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原主任潘忠诚、副主任章建国等人就硬是在“和尚头上拔毛”——利用管理宗教事务之便收受和尚贿赂的大要案。他们被当地群众称之为“‘清水衙门’里的贪心官”。

　　1998年上半年，宁海县为开发本地的旅游资源，准备将位于县城关镇的跃龙庵扩建成跃麟禅寺。消息传出，一个法名为释了国的和尚，立即意识到了庵庙扩建背后潜藏着的经济利益。他想方设法要让自己成为寺院扩建工程的负责人，并成为寺院住持。当年4月，释了国找到时任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办主任的潘忠诚，几番走动，潘对于释了国提出的要求，一口答应。但是，潘也知道，“如果要担任住持，没有胡部长的点头同意是不行的”，于是他便出主意，对释了国说：“你要到胡部长家去拜访拜访，把领导摆摆平。”早已六根不净的释了国心领神会，5万元，很快送到了胡鸣旭的家里。

　　虽然胡鸣旭也怕事情败露，但当听了和尚信誓旦旦的保证后，便安心地收下了这笔不义之财。一个月后，这个胡部长就指示潘忠诚给跃麟禅寺颁发了负责人为释了国的《宗教活动场所临时登记证》。“烧香拜佛”终于修成了“正果”。这个和尚“吃水不忘掘井人”，同年9月，又送了5万元给潘忠诚。

　　令人可笑的是，这个已经手脚不净的胡部长，还在众人面前装模作样地上演“清官秀”。1998年8月，县统战部有些干部把释了国送的礼金上交组织，胡鸣旭便在会上一本正经地教育部下说：“收和尚的钱是罪过的。”然而他私下却急不可待地把释了国叫来，威吓说：“要么把这笔钱拿回去，要么就不能讲出去，否则就不要在宁海混了。”

　　5年后的2003年1月，自以为“万事大吉”的胡鸣旭，终于被“请”进了纪检监察机关。

　　都是权力惹的祸？

　　“清水衙门”“水”不清，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的问题。

　　从当前发生在“清水衙门”里的腐败现象来看，其实，无论是“清水衙门”，还是“浑水衙门”，只要是“衙门”，就有权力，也就有掌握权力的人。而只要有权力，哪怕是微小的权力，就有腐败的可能——腐败者不是有一句顺口溜说：“权不在大小，只要抓牢；权不在大小，只要用好！”

　　福利院算是“清水衙门”吧，但武汉市福利院院长陈礼杰却硬是在“清水”里捞了13万元“好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算是“清水衙门”了吧，但河南省焦作市爱卫委副主任兼办公室副主任王占甫，还是能利用购买灭鼠药之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达三十余万元；残疾人联合会算是“清水衙门”了吧，但湖北省残联会计潘骏，偏在残疾人身上打主意，挪用公款二百余万元……可见，只要存在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就必然会出现腐败；而权力，实在是没有大小、虚实之分的。

　　让我们再看一看，在一般人眼里都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个县级医保处，究竟拥有多少权力。浙江省磐安县纪委最近查处了该县医保处涉嫌单位受贿、共同贪污的集体违纪案后，在调查中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单位小、级别低的“清水衙门”，其“一把手”直接和间接地竟然掌握着二十多项权力。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清水衙门”是不存在的，指望任何一个“衙门”自然而然地处于“清水”状态也是不可能的。这，原本就是由“衙门”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的，那些握有审批、执法大权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的确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至今仍然如此。然而，那些我们从传统习惯上认为没有什么权力的行业和部门，在计划与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并轨之际，往往会得到另外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权力”，并不再是“清水”；同时，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相当一些过去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转移或下放到了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去了。这当然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改革的发展趋势，但是，正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分权”的现象，我们的观念和看法，也需要作必要的调整，即对相当一批过去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行业和部门、单位，必须“另眼相看”，不能再“理想主义”地把它们称之为“清水衙门”。重要的是，不断加强对权力，哪怕是微小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此。

　　一句话，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个“衙门”口挂了“清水”两个字，就高挂免战牌，将反腐败的防线轻易撤离。

　　“清水衙门”缘何“浑”

　　本刊记者 李伟红 崔勃

　　“清水衙门水不清”的现象，已令人触目惊心，原因何在？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反腐专家黄苇町先生。

　　因为忙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宣讲工作，黄先生忙中抽闲，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清水衙门水不清”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谈起这个话题，黄先生开门见山。

　　首先，“清水衙门”腐败现象的发生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有些还属于行业不正之风，行业腐败，是一种行业的行为失范。因为很多人并不只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如殡葬工人、卖门票的人，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腐败在金融、建筑、人事这样一些管钱、管物、管人的资金密集型或者权力密集型的部门集中出现，其原因大家不说自明，而被人们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目前也频发腐败现象，却令人震惊和不解。我们觉得这要从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中查找根源。

　　我们现在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这种转型带来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增加。

　　人们心理失衡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心理失衡容易导致人们想方设法去弥补损失与缩小差距。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不少人因此就会想到，要利用我自己的行业，利用我自己工作上或大或小的权力，尽量地多捞些好处。尤其像殡葬等行业，社会层次较低，平时无人问津，赶上死人，机会终于来了。加之人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心理：人死了，该花什么钱就花吧。于是，有些人就利用这种亲情消费，个人发了财，而且是不应发的横财。这种行为实际上对群众造成了公害，使人们对很多服务性行业失去了信任。因为你在人最痛苦的时候，狠狠地宰了一刀。

　　第二个方面主要是转型期的道德缺失，其表现是，只要能弄到钱，就不择手段。同时这一时期拜金主义倾向也较盛行。再就是由于整个社会变化大，变化快，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比如过去讲“笑贫不笑娼”，而在转轨时期也出现了这种现象，类似的情况还有，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混乱，是一种怪胎。我们觉得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由此而生。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社会处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动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感到自己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就像有的企业，今天生意火爆，明天突然关门。下岗时时威胁着人们，这促使人们产生及时得利、不计后果的短期化行为，能捞一把是一把。

　　我认为，目前行业行为失范，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找原因。

　　权力的大小是相对的，监督制约度越大，权力越小；监督制约度越小，权力越大

　　腐败为什么会在“清水衙门”中发生？除了社会背景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失控。

　　说到权力，实际上权力的大与小是相对的。

　　以前，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那些重权部门，比如我们在金融部门，建立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较完备的监督机制，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能相互制约。尽管发生了一些大案，但随着监督不断加强，相对来说还是呈下降趋势。

　　再大的权力，因为严密的管理与严格的监督，都会被分割成很小的权力，相反，一些所谓“清水衙门”，却被我们忽视了，没有把他们作为重点来监督，忽视的结果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权力更大。例如，在井冈山的门票事件中，谁会想到门票能有这么多问题？谁会想到几块钱的门票能做出那么大的文章？

　　从这一点来说，权力的大小，也就是权力的自由度，是同制约度紧密相联的，监督制约度越大，权力就越小；监督制约度越小，权力就越大。

　　加强行业自律、理顺社会分配关系、加大权力监控。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清水衙门”水终清

　　谈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黄先生一语中的：第一条，首先要抓好行业自律，应该说在一切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行业自律都是非常严格的。

　　据说，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去德国时，其中有人问东道主，“你们国家是怎么治理假药的？”那个德国人十分惊奇，说：“药还有假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也不能想象，人吃的药竟然还有假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谁做了损坏和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事情，首先不是政府来管它，其所在的行业就不容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行业自律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包括殡葬业以及其他行业，都应该有行规行律，并且要严格遵守，否则就会导致行业腐败。

　　尤其在我们已加入WTO，世界经济渐趋一体化的形势下，缺乏行业自律，缺乏诚信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被淘汰，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第二点，要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人们心理不平衡。比如有的行业，工作很苦，很脏，很累，收入很少，但其工作性质决定它又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这就容易造成人心理的不平衡。

　　我去美国时，听别人介绍说，有两个行业在美国抢着干，一个是清洁工，一个是铁路或者公路道口的值班员。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公务员。

　　由此，我得到启发：不管什么行业，一定要保证他的待遇，重视他的职业，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这也是我们抑制行业不正之风、行业道德混乱、诚信缺失的措施之一。

　　第三点，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监督和制约的能力。我们要使得各种监督走向制度化，不要认为哪个部门重要就一哄而上，就全力抓哪个，哪个不重要，或者认为是“清水衙门”就放松了对它的管理与监督。我们在监督制度化、规范化这一点上，要覆盖得更普遍、更充分、更彻底。

　　消除腐败现象要标本兼治，治标是加强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治本，就是要通过制度制约来解决。

　　从“非清水衙门”腐败到“清水衙门”腐败，中国腐败的高发期何时过去？

　　现在我们的社会，腐败现象似乎无孔不入，四处蔓延，令老百姓忧虑重重：中国腐败的高发期有无终期？

　　黄苇町先生听到此言，略加思索，侃侃而谈：

　　这是大背景下的一个局部问题，就说“清水衙门”的腐败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是整个社会出现的一种腐败现象或者蔓延的表现形式。中国当前的腐败，准确地讲应该叫转型期腐败，其特点就是由于在转轨过程中管理漏洞增加以及权力的部分失控，造成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一种暂时现象，是随着转型的完成、各项机制的不断完善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一次开会，有人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中国的腐败什么时候能过去？

　　我说：“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讲过一句话‘中国的制度还需要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基本定型。’”这话他是1992年讲的，那么三十年应该是2022年了，从时间上讲，这三十年都可能是腐败发生比较多的时期。

　　小平同志讲的大都是指体制控制，现在的腐败跟过去相比应该说已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另外要看到腐败产生的根源。权力腐败是最致命的，尤其是领导者的权力腐败。公共权力最多掌握在谁手里呢？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主要负责人。只有首先管住上头，管住领导层的腐败，行业腐败也才能得到有效遏制。这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其非常意义就在于此。

　　中央反腐的决心就是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充满信心的坚强支柱，而决心不是表面的，是行动，是刚性的制度。

　　胡锦涛同志自己提出：“欢迎大家监督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员们也都说自觉接受大家监督，而且政治局汇报工作也写入了我们的监督条例。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此体现了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制约权力就是制约腐败，就能保证我们的廉政，那么行业腐败现象也会迎刃而解。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之所以在海内外反响这么大，更重要的一点，还体现了我们的监督机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管理制度与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腐败的机会与空间会越来越小，腐败最终也会得到有效扼制。

　　本期特别策划执行人：李伟红/崔勃/高向东/刘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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