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徐楠

　　从青州到济南，从济南到北京，张林泉和马格尔的每一次相逢，都离不开南张楼的主题。

　　“中德合作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试验区”项目开始之初，马格尔先生是巴伐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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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整理司司长。后来他成了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教授，主攻的方向依然是土地整理。

　　张林泉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

　　两位教授相识在青州市。那一次项目评估会谈，他们分别是中方和德方的首席专家。张林泉对项目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南张楼确确实实变了，更因为“这是个方向”——加强规划，改善环境，缩短城乡差距，无疑是“中国必然要走的方向”。

　　但作为一个深谙现实的学者，他的看法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德方想要实现的，是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多层次的目标。这在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现实情况下，难度太大了。在中国还没有‘科学发展观’提法的时候，就更不大可能了。”

　　张林泉的疑虑是——把水利、环境、土地等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真正实现对发展载体的统一整理，这是巴伐利亚州的现实；但在中国，涉及到国土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环境部门、人事部门、防灾减灾部门等等，有可能同时协调所有这些部门吗？

　　马格尔的家乡是慕尼黑郊区的一个小城，那里居住着1000多户人家，其中3户以务农为生。宁静、祥和是他理想中的农村，自己的家乡就是马格尔为南张楼规划的未来。

　　2002年，北京的再次见面，已经算得上故友重逢。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在村里留出休闲用地，是让他们业余时间打球、一起活动的，可是现在那里只有老人带着孙子散步。”

　　“中国的农民现在要忙着提高收入，他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活动。”

　　“南张楼的住房条件好、环境好，现在的收入也不比城市里低多少，如果不是因为村里好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村民不进城呢？”

　　“你说得没错，这些改善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大为提高，但城市的吸引力并没有真正降低，他们愿意留在农村，关键原因是很难真正进入城市。户籍的差异容易破除，但竞争力的差异、心理的差异、生存资源的差异、文化氛围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这不是一代人身上能解决的。而且，在村民身上，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还是很强的。‘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国人的古训。”

　　张林泉认为，“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行政体系的错综、部门协调的困难、观念意识的滞后，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对马格尔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你们早就已经解决了的，或者从未遇到的。”

　　2002年10月，两位教授在北京告别。马格尔教授约定：“有机会专门找时间，我们再好好辩论！”

　　在张林泉看来，这个执拗的德国同行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理解还不够深。“中国农村的首要问题是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大量外流属于劳力过剩的外溢，而非由于城市的吸引。”

　　作为中方专家，张林泉更注重试验的现实效果。如今的南张楼，非农业人口一天天持续增长，青年一代越来越远离农田劳动。农业生产的职业属性，正在超越它的身份属性。南张楼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