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健
每年“两会”前夕，各地人大代表都在为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把选民的呼声和要求带到北京而忙碌。然而，究竟怎样才能拿出高质量的议案，被人民代表大会纳入议案立项，同样是令许多代表困惑的问题。
公安部特约监督员、来自甘肃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洁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选民和代表之间关系脱节，制定议案往往无从下手。在今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该省仅仅向大会提交了三份议案，无一被采纳。
“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的吴革认为，这与目前我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普选产生有关。选民在选举前对候选人缺乏了解和认识，参选积极性不高，其结果直接造成了代表素质无法保证。大多数代表身兼数职，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与选民沟通和联系。这种被动同样造成了其代表意识的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人大代表更多的是被看成是一种荣誉，而非一种职责。
在选民想找人大代表却苦于无法联系，选民与代表之间言语不畅、缺乏沟通的情况下，许多选民选择了直接向人大和中央国家机关“上书”的方式。
2003年11月20日，161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联名将一份5000余字的“要求对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法制办。
2004年2月22日，上海35家民营快递公司将一份《上海市部分国内快递企业对邮政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商务部。
“‘上书’人大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方式不但落伍，而且不可行。”在吴革看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有决定国家政策、方针的神圣职责。目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激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再让其成为橡皮图章。在西方国家，行业协会、民间机构等院外团体通过影响议员而改变立法走向的事司空见惯。人大代表主动寻求行业协会、法律机构征询议案，选民或者民间机构主动通过人大代表的正常渠道反映民意，才是法治的正常体现。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俊认为，人大代表通过协会等民间机构、社会团体起草议案，协会等民间机构、社会团体为人大代表提供法律服务都值得提倡。首先，这是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一种新途径。人大代表大多不是法律专家，要有“自知之明”，要意识到借助民间机构、社会团体的力量完成的议案可以提高议案的质量，使议案更加成熟，更加规范，更加具有可行性，“命中率”也会高。其次，这也有赖于民众的法律意识的提高。选民或民间机构也应当意识到，通过人大代表反映意见，才更加权威，才是最佳途径，才更加符合人大民意代表机关的定位。单纯的公民“上书”、信访、寻求媒体曝光，等待领导批示，显然不符合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4月上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