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健

　　选民和代表之间脱节，专业知识的局限，是制约人大代表向权力机关“上传”民意的最大瓶颈。由协会等民间机构、社会团体直接参与议案的起草，为人大代表提供法律服务，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突破。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51精彩无线大奖等你拿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共收到代表议案1374件。其中，有四份特殊的“议案”，是由“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起草，经河南、山东等地的人大代表提交大会的。

　　2004年春节前夕，清华大学东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青联副主席姜明在位于此处的“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里，作出一个未曾做过的决定：委托该中心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文明素质教育的立法议案。

　　对于委托的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颇具分量的决定。

　　谈起初衷，姜明说他是希望通过制定这份议案，对公民文明素质教育立法，以“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由于工作需要，姜明多次走出国门，不少中国人在国外的表现让他感到失望和无奈。“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购物、乘车不讲秩序，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的中国人随处可见。”他认为，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东方文明礼仪之邦的形象大打折扣。

　　姜明说，近些年来，公民道德领域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如个别地方和领域道德失范，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滋长，丧失信用、欺骗诈骗成为公害，见利忘义、腐化堕落现象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一部公民文明素质教育法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尤为迫切。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制定议案的事一拖再拖。这时，姜明想到了远在北京的同学吴革和他的“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两人相谈，一拍即合。

　　“这是中心自2003年5月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受人大代表委托起草议案。”为全国人大代表提供法律服务，吴革感到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

　　为了“不辱使命”，2004年2月，“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专门成立了以援助律师为主，有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的30多位研究生参加的公民文明素质教育的立法议案起草小组。小组的“同志们”在工作期间和专程来京的姜明交换意见后，就开始正式工作——从资料的准备、方案的研究和课题调研，到起草议案、论证、修改、再论证和再修改，终于在“两会”召开前夕的3月3日，把这份沉甸甸的议案交到姜明手中。

　　姜明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他委托“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起草的这份《关于制定〈公民文明素质教育促进法〉的立法议案》规范地、全面地反映了他这个人大代表的意图。

　　“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道德观念的融合，应成为我国公民文明素质发展的主流和方向。爱国主义、法治、理想、道德、诚信、科学、艰苦奋斗思想等应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据了解，这份议案的内容提出的有关公民文明素质教育的促进措施包括：鼓励举办各类文明素质教育学校；开展群众性的公民文明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依法支持有利于公民文明素质教育的文化宣传活动；依法奖励文明素质突出的公民和单位；立法提倡文明礼仪等。

　　由于姜明的这份议案内容翔实，论证充分，可行性强，又不失操作性，很快得到了6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名认可，最终在1374件议案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大会采纳的议案之一。

　　其实，早在“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成立之前的200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吴革所在的“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就起草过一份《关于立法保障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合法权益的议案》，经山东、湖北等地的几十名代表提交大会。

　　这份议案提出，由于《宪法》和《劳动法》既没有特别规定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权利，也没有专门保障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合法权益的条文，致使侵害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峻。“城市市民歧视农民工，各地还出台‘土政策’限制农民工从事‘高尚’的职业，户籍制度、遣送制度、暂住证制度更是成了悬在农民工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吴革算了一个账：中国目前有1.5～2亿农民背井离乡在外打工。按照每个农民工背后有4口之家计算，这部分农民工其实代表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6～8亿人。“如果没有一部专门法律来疏导和解决‘民工潮’问题，把这部分农民工排斥在市场经济的大门之外，不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更重要的是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今天，吴革感到欣慰的是，当年由他所在的“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起草的这份议案不仅因引起当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共鸣”而为被大会所采纳，还被列入了本届人大立法日程。

　　尝到了第一次成功甜头的吴革在成立“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之初就表示，在致力于“以宪法的名义维权”事业的同时，要把为人大代表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进行到底”。在中心成立的半年时间里，他惊讶地发现，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案件中涉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数量竟然达到了中心段时间里受理的全部案件的半数以上，而半年内他们受理援助的案件总数超过1000件。这当中，“四川自贡市1300户农民状告建设部行政不作为案件”尤为牵引着他的神经。

　　1993年，四川省自贡市政府成立并授权“自贡市高新区管委会”对大安区红旗乡的农用耕地进行土地征收。截至1998年共征用农田1.5万亩，部分未利用农田被废置达6年之久。此后，又以每亩60～100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3万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房屋拆迁补偿费、青苗费等均被非法克扣。在此期间，区内进行的房屋拆迁改造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并引发了农民依法维权8年，逐级告状直至起诉建设部的事件。

　　尽管这起官司最终“流产”，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悲惨境遇让吴革感到“在现行的土地法中注入全新的土地理念，使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合法化，已成为当务之急”。就在这时，山东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议“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起草一份关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议案，这与吴革的想法不谋而合。经过积极筹备和工作，一份《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议案》很快出笼了，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采纳。

　　2003年的“乙肝歧视”问题也引起了吴革和他的同事们的关注。2003年的安徽省举办国家公务员考试，安徽大学应届毕业生张先著报考芜湖县委办公室经济管理人员，他的笔试和面试的成绩在近百名竞争者中排在第一位，熟料在随后的体检中因被查出感染乙肝病毒，被芜湖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不予录取。在多方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芜湖人事局歧视乙肝患者。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芜湖事件之前，浙江省还发生了一起因“乙肝歧视”引发的不幸事件：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因体检被查出感染乙肝未被录用为公务员，激愤之下将当地两名人事干部扎成一死一伤。前不久，周一超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

　　据最新权威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1.3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遭受了各色各样的歧视，“从求学、工作到恋爱、结婚，宪法赋予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屡屡被侵犯和漠视。”怀着以宪法的名义维权的使命，“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制定了《关于保障乙肝病毒携带人群合法权益的议案》。

　　“当然，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促使立法部门尽快出台一部《反歧视法》，并不仅仅局限于乙肝人群。”吴革说。看来，要完成宪法维权的使命，吴革的路还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