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周志兵

　　一

　　“瞧这鬼天气！”7日，春雨下个不停，李伟一边拧裤管的水，一边抱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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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的一家建筑工地，荆门民工李伟坐立不安。近段日子，天气忽晴忽雨、气温忽热忽冷，让他想起了老家温暖的小屋。

　　抱怨归抱怨，李伟还是决定留在城市里干出个名堂来。年后和他一道出来打工的几个老乡，最近已经回乡种田去了。

　　“粮价涨了，又听说政策越来越好，种田有赚头。”李伟说，到了年底，大家要比一比，到底谁赚得多。

　　隔江而望的武昌，来自房县的小张坐在公共汽车里，听着雨点拍打着车窗，思维开始走神。

　　在武汉打工6年，小张的老板梦就要实现了。他的怀里揣着一叠刚打印好的宣传单，是他和合伙人忙了几个昼夜赶制的。

　　“家里田地不多，加起来不到两亩，父母种点水稻、玉米、马铃薯，自给自足不成问题。”小张哥仨全在武汉打工，每年寄回4000多元钱贴补家用。

　　小张喜欢看报、看电视，对中央一号文件、省里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知道一二。他说，江汉平原等粮食主产区很有搞头，但山区种粮规模效益不明显，关键是保住耕地不流失，家里有二老看着，他们能把田种好，不会撂荒。

　　是种田，还是打工？小张、李伟和他的老乡们，都在认真盘算后作出了选择。

　　“经历20多年的摸爬滚打，我相信农民工有足够的理性，根据比较效益作出冷静的判断与抉择。”省政府参事、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盛佳教授说。

　　刘盛佳欣喜地说，当前农村正呈现他所期待的种田、打工“双赢”态势。

　　二

　　位于鄂南山区的通城县，年外出务工人员9万余人，每年汇回家乡的资金达4亿多元，是全县财政收入的两倍。

　　近年来，我省农民增收，外出务工始终是“一头独大”，占农民增收总额的70%左右。

　　11日，记者在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杜堂村几个湾子走了走，发现大多数农家门上都是“铁将军”把门，家里有人的也都是些老人和小孩。村支书刘良义告诉记者，年没有过完，村里的年轻人就到城里打工去了，“不打工，就受穷”几乎成为村里的口号。

　　村民胡友国说，他一家十口人，三个儿子、媳妇都在外打工，只留下老伴和他在家种田养猪带孙子。他说，村里人多田少，都种田再怎么种也难以致富。去年，他家4.5亩地收了2000公斤谷、200公斤油菜籽、225公斤花生。除了自家吃用外，谷卖了1400公斤、油菜籽都卖了、加上养猪养牛收入，共4000多元。“在湾子里算不错的，但是，如果伢们不出去打工，别说致富，怕是连饭都吃不饱呀!”村支书刘良义家的收入情况与胡友国大致一样。他说,虽然党和政府关心农民，将逐步取消农业税，但像我们这样地方，即使农业税全部取消，一家一户也只几百元，不如伢们在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纯收入。因此，要改变穷困面貌，关键还是要从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劳务输出等方面找出路。

　　在这方面，鄂州市已初步尝到了甜头。去年，该市重点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粮食产业链企业，共引进农业项目35个，总投资额5.3亿元，为农民增加就业机会8000个。

　　与此同时，该市围绕长江、武黄高速公路、鄂黄高速公路等，形成几条一线穿珠的城镇带，使城镇化率达到51.3%，吸收8.7万农民就业。

　　他们还引导一批涉足流通领域较早的能人从种养业中分离出来，转移16万农村劳动力，使农民从打工经济中增收近2亿元，800户运销大户营销额都超过了10万元。

　　通城县已经用“引凤还巢”的实际举动，把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注意力转向县内。

　　县委书记余泗林认为，在农民早期外出打工掘到“第一桶金”后，要有意识地引导其中的成功人士回乡创业，让更多剩余劳力就地解决就业问题。据透露，该县去年引进项目143个，到位资金1.6亿元，其中90%以上来自在外打工的通城人。

　　在余泗林看来，这是必要的一步，更是必然的一招。

　　三

　　在许多人眼里，种田与打工似乎是一对欢喜冤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工经济发端之际，外出务工人员一度被称为“盲流”，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少人还提出大量农村人口外出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九十年代中后期，粮价处于低谷，粮贱伤农，外出务工人员激增。省农调队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1年，我省外出务工人员相继突破300万、400万关口，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快。

　　去年，我省农民人均外出从业收入425.57元，尽管比2002年增长10.6%，但增幅却下降9.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增幅最低。

　　巧合的是，粮价突然上涨，种田与打工能“双赢”吗？

　　有关人士认为，两者并非天生的矛盾体。

　　省农调队住户处处长张在金表示，当前影响打工收入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形势日趋紧张，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新增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争饭碗更加激烈。城里人的就业观念发生转变，过去只有农民工肯干的活儿，也得竞争上岗了。

　　“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又缺乏技术和信息，缺少有组织的引导，打工挣钱自然越来越难。”张在金说。

　　与此同时，农村建设也面临新的课题。

　　去年，我省外出从业人数501万人，这意味着每3.6个农村劳动力就有1人外出务工，不少地区妇女、老人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人们忧心地称为“3860”现象。监利县农业局农技专家刘孔清告诉记者，由于劳力不足，该县大部分乡镇水稻只种一季，影响了粮食产量。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微妙的调整期，需要用市场法则进行有效调整。”刘盛佳说，种粮能赚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信号，对于激发农民种田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有专家认为，与以前的“以粮为纲”不同，中央重视“三农”是以增收为核心。对于农民工中出现回流现象不必过于忧虑，规模出效益的市场规律将驱使粮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集中。

　　作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外出务工仍是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抓手”。年初，我省已确定年增加30万外出务工人员的目标。

　　张在金预测，尽管存在种田留人等因素，务工人员增长目标应能实现。省农调队最近对曾都区、黄州区、钟祥市、监利县、郧县和鹤峰县等190个村进行专题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难的状况依然存在。他们提出，应加紧对农民进行培训，尽快建立更多的面向外出农民的服务组织，并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

　　一位农村问题专家说，“三农”问题最终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是破题的关键。

　　记者了解到，今年起，省农业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已联合开展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剩余劳动力培训，计划两年内培训260万人。

　　“只有采取各种途径解放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才能最终达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才能取得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粮食增产的多赢效果。”公安县副县长王世新郑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