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评
原本以为，自杀是精神卫生方面出了问题才会有的极端举动，善良的人们也在一个劲地疾呼进行自杀心理干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有些自杀不是单靠心理干预就能解决问题的。
据新华社3月11日报道，韩国大宇建设公司前社长南相国因涉嫌向总统卢武铉的胞兄卢建平行贿，当日投江自杀。南相国自杀不是腐败案中的头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却是很有说头的一个。
大凡“贪场”中人心里都清楚，腐败罪行一旦败露，摆在他们面前的大抵有这么几条路：一条是乖乖地接受法律的审判；一条是走为上计，乘自己还没被法网罩住赶紧外逃，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再一条就是自寻短见，跟南某人一般归宿。最终挑哪条路走，自然要看哪条路对他们而言腐败成本最低。
先看这第一条，照此办理不光赃款充公、贪了白贪，还有下大狱甚至掉脑袋之虞，吃的全是眼前亏。除非是判不了重刑的小贪小贿，自认不傻冒的贪官似乎多对此不屑。再来看第二条，外逃固然可以暂时躲过反腐风暴的雷霆一击，但选落脚点、做假护照、购置“洋房”、求乞于洋人，少不得一路铺银子，何况现在又出了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躲得过初一，怕也躲不过十五。那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好不容易溜出国，被逮回来还加了个“偷越国境罪”，看来腐败成本也不低。
于是，那些自知罪孽深重的腐败分子便玩起了自杀。从表面看，同样是“失踪”，自杀选的是死路，不如外逃的走生路来得划算，但细究起来这“壶”中大有乾坤。外逃是案子了犹未了，搞不好还是难逃一死；自杀却是一了百了，免去了“千夫所指”活受罪的恐惧不说，按东方尔先生的说法，“人一死哪怕是犯下滔天大罪，也能保个‘除死无大过’，还能‘留下万贯家财，送给子孙享用’”。贪官自杀的“好处”恐怕还不止这些。现时好多腐败案件是串案、窝案、案中案，盘根错节，背景复杂，官位次一等的贪官识趣一点来个“杀身成仁”，既可“保护领导”，又能寻求“领导保护”——只要靠山不倒，妻儿老小、万贯家财还愁没人庇荫？如此看来，当反腐巨浪袭来时，丢命保财、丢卒保车不失为一个现实选择。至少，中国的南相国们愿意一试的还是不乏其人。王宝森试了，没成功，但失败乃成功之母，谁又能不信前“腐”后继者终有成功的？江西上饶的那个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审查的前任市委书记自杀身亡，至今也未见公布事实真相。
腐败分子自杀能“死而无憾”，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宽恕死者、不忍穷追的“仁者之惠”，更显然是利用了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某些“优惠政策”。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人死案销”的刑诉制度，案子销了，事儿也就了了，自杀贪官的“遗愿”也就实现了，似乎没有比这种死法更安乐、更实惠的了，恐怕贪官到了地狱都会笑出声来的。所以有人议论，这等于给了那些想贪而不敢贪或正在贪的官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只要你有勇气自杀，那么你就腐败。可不想贪或没有权力贪的人们却糊涂了：既然我们有决心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把外逃贪官追回来，又为什么不打起精神干预贪官自杀？难道反腐败仅仅是把腐败分子捉进牢里就完事了？
对付腐败分子自杀，最有效的干预是创新机制、织密法网，查他个死无遗赃、案不漏人，决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去得无忧无虑。南相国自杀的消息一经传出，韩国朝野舆论哗然，不仅要求追查南自杀的真相，还翻出了前现代峨山会长郑梦宪和前釜山市长安相英自杀身亡的旧账，要求查明事实真相，追究相关责任人。韩国议会随即通过了对总统卢武铉的弹劾案。韩国人在反腐问题上这种揪住不放、穷追猛打的较真劲儿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监督力度如此之大、犯罪的成本如此之高，还有几个腐败分子想死、敢死的？逃路、死路路路不通，那么腐败分子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回头是岸，接受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