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陈瑜嘉宾：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闻背景：21岁华裔青年孔庆祥，没有任何天资异禀，却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偶像”，这场被称之为“反偶像”风暴从年初持续至今。1月27日，孔庆祥参加“美国偶像”歌手大赛选拔时的录像在电视上播出。他五音不全，舞姿滑稽，加上龅牙的土气外表，让人不忍卒睹。评委终止了他的表演：“你不会唱歌，你不会跳舞，你还要说什么？”紧接着孔庆祥
的两句话让他一夜成名：“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所以我一点也不遗憾！”孔的“表演”石破天惊，他的支持者们迅速建立起他的个人网站，一周内访问量就超过700万次。“美国偶像”节目破例让他参加下一阶段比赛，《洛杉矶时报》、《人物》杂志纷纷找他专访。这个被称为“可能是电视史上唱得最糟的歌手”，与两家唱片公司签下合约，4月6日，他的专辑在全美发行。孔庆祥香港出生，11岁移民美国，现为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主持人：孔庆祥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偶像的标准认识，一个如此普通的人，为什么会被奉为偶像，而且能够赢得如此狂热的追捧？这其中到底映衬出怎样的社会心理？
顾骏：与其说这是孔庆祥的成功，不如说是偶像迷的成功，他们愿意看到这样一个人站在偶像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广大支持者的呼应，孔庆祥的那两句所谓“格言”，说了也是白说，因为他的确不具备任何偶像要素。这里所说的偶像是狭义的，是商业化运作制造的产品。偶像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性与其市场价格成正比，而这种稀缺要素认定的背后，则是社会文化。偶像迷追捧偶像，看到的是镜中的倒影，是自己没有的容貌和才能，这可能并非是你原初认同的东西，但是社会认定它有价值。这一切生产了偶像，而偶像迷成了文化祭坛上的牺牲品。
偶像是偶像迷反差造成的，这种反衬，让偶像迷心悦诚服。拥趸们的心灵底板上有一种卑谬的东西，他们在推崇偶像的同时，伴随着一种不可企及的失落，这就造成一种社会心理的冲突和压迫。例如，偶像身上视觉审美的标准压迫，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整容，参照的标准又都是自己的偶像。
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普通人群因为不具备偶像所具有的条件，所以追捧偶像，但同时他们的潜意识里其实保有摆脱偶像和偶像压迫的冲动。而孔庆祥明白地告诉你，我没有任何的天赋条件，但我有一种决心、态度和梦想。他的故事中有明显的对偶像条件的摆脱，达不到要求，不怕，给自己的交待是“我已经尽力了，没有遗憾”。所有偶像迷在偶像面前的压迫感，被他的这种态度完全宣泄出来，理所当然获得强烈认同。孔庆祥的出现，暗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偶像，让他们感觉同偶像之间的距离倏然间缩短了，甚至消失了。
主持人：这种心理平衡究竟是孔庆祥作为偶像的特殊作用，还是一场闹剧营造的虚幻景象？
顾骏：这一切还是虚幻的，是偶像迷自己喂给自己吃的“精神鸦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合适的人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说了一句合适的话，如果换了时间、地点、人物，则一钱不值。孔庆祥之所以能成为偶像，因为他意外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机遇，充其量不过是灰姑娘故事在偶像舞台上的再版。
我不认为，孔庆祥的出现有什么“反偶像”的意义，他还是偶像文化的倒影，是偶像文化的延伸品，只是与常规有所不同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选择孔庆祥的时候，内心运用的还是偶像的标准，他们以为从孔庆祥那里获得了对偶像压迫的解放，却反而卷入了新的造偶像运动，所有的反抗和拒绝还是局限在偶像逻辑中打转，然后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偶像，换了一个对象，本质上没有突变。可以这么说，脱离了偶像文化，就没有孔庆祥。打个比方，孔庆祥是月亮，不是太阳，偶像文化给了他光，反射以后才让人们看到他。如果我们深入推究可以发现，孔庆祥之后的“星途”路径与其他偶像的包装制作别无二致。孔庆祥现象正让我们感受到偶像文化的强大，感受到偶像文化在当代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
主持人：在商业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反偶像”只可能是个体行为，而不能成为集体理性的主动选择吗？
顾骏：财产理论上还可以平均分配，但名望在理论上都不能。偶像文化的内核，同人的某些永恒愿望有关，比如人们想吸引别人的眼光，想拥有自己的影响力。现代社会商业化运作，把这种愿望划分给两部分人承担：一种人是偶像，愿望正实现；另一种人崇拜偶像，愿望负实现。大家都落到这个机制里，只要出名的欲望要素存在，那么偶像必然存在。偶像是商业化制造产品，是商业控制的手段和载体，本身就是被用来消费的。人类被生产、消费牵引着，无意识中，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安排变成了被利用的对象，不是生产为人，而是人为生产，这一点在偶像崇拜中显得特别明显。所谓“反偶像”，是一种无奈状态下的哀鸣，貌似有自觉性，但并不表明人们有能力自主，有能力反抗一种宿命。（解放日报）（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