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针对重庆开县井喷等特大安全事故，在经过数月的“静默”之后，终于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方式高调处理，并随之以“官员问责”的方式，处理了事故中的责任官员。而在相关的报道中，对开县井喷事故负有责任的原中石油集团总经理马富才是以“引咎辞职”的方式离开原有职务，以示对事故责任的承担。
若以直接责任而论，马富才大约多少会觉得有点“冤枉”。作为一家年销售收入三千多亿元，上缴税费、实现利润均达数百亿元的超大型国企的老总，坐镇总部的马富才，确实无法直接掌控远在重庆大山里一口气井的钻探。但是对于那些在井喷事故中丧生的开县百姓和他们的家属来说，任何关于事故的偶然性的解释都是不负责任的推诿，一场夺去200多人性命的责任事故，必须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作为受国家委派直接掌管中石油的第一责任人，马富才显然负有当然的责任。有报道说，开县井喷事故发生后，马富才曾经多次提出引咎辞职，主动表示了道义承担的勇气。而国务院作出同意马富才去职的决定，则宣示了中央政府加强官员问责，建立完善现代行政体制的决心。
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分析说，官员问责制有四个层面：一是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责任，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责任，向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责任，向相关法律法规负责。而马富才等官员的去职，首先承担的是道义和政治的责任。
分析三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结果，可见官员问责制并非不加责任判定的官员连坐，和向公共舆论的简单政治交代。中石油虽然结构庞大、枝蔓甚多，但开县井喷事故的直接责任单位，中石油所属川东钻探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操作、疏于管理，显然与中石油管理制度的疏漏有直接关系。媒体在事故发生后的调查中也发现，对成本控制、利润指标的片面强调，也是造成施工单位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缺乏和安全设备不足的原因之一。如此与公司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特大安全责任事故，作为公司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无疑有义务承担相应的道义和政治责任。
开县井喷事故发生后不久，就曾经传出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可能去职的消息，对此中石油“辟谣”说，马的去职与开县事故“没有关系”。而事过数月之后，终于证明马的去职与开县事故其实还是大有关系。其间的隐讳和波折，或许可以证明目前对官员虽有“问责”，却还尚未成“制”，对官员的问责，更多的还是追究其政治责任的政治过程。而在进一步深化的官员问责制度中，官员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质询，乃至弹劾、罢免，以承担民主责任，或接受法律的监督、审判以承担法律责任，才是更有效、更常态，也更符合宪政原则的问责制度。
更重要的是，即使建立了完善、严格的官员问责制，追究某一官员的责任也不是其初衷和终点，官员问责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向选民负责、向执政党负责、向法律负责的责任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反复强调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政府在宪法约束下的依法行政，就是从政府的角度宣示实现宪政的决心和对全社会的承诺。这次国务院高调发布对开县井喷等事故相关官员的责任追究结果，则具体强化了中央政府建立官员问责制度，进而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和举措。
但是，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向选民负责的民主责任，和向法律负责的法律责任，并非通过几个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行政处分而可以实现。从目前初步尝试的以承担道义责任、政治责任为主的官员问责，到建立全面承担包括民主责任、法律责任在内的责任政府，还有很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