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国务院宣布了对重庆开县“12·23”井喷事故的处理结果，国务院同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当天下午，中石油几乎所有的员工参加了班子领导调整的会议，有员工以“心情复杂”来形容现场的气氛。15日下午，一名地方政府的驻京官员不得不赶往北京郊外一个名为长沟的地方，向中石油的几名部门负责人汇报他们正在合作的项目。因为中石油集团负责人几乎都集中在那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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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人撒手人寰，一名部级干部离职。这可能是中国石油史上罕见的灾难，目前虽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对于中石油和马富才的继任者，这样追问仍然是刚刚开始。

　　从大学生到总经理

　　1980年11月，一名大学生被提拔为干部。地点是山东滨南采油厂，那儿离中国的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总部所在地有80多公里远。

　　即使是在最初成立的1968年，滨南采油厂也不是胜利油田的主要采油单位，虽然它是胜利油田最早组建的二级单位之一。

　　被提干的年轻人名为马富才，来自江苏溧阳，那时他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滨南工作已有几年光景。在工人为主的60年代，这名从学院里出来的年轻人常被人们称为“大学生”。至今，那儿的老人形容这名年轻人时说，长得修长、面孔白亮。

　　大学生最初的官衔是副调度员，行政级别是副科级，3年后，马晋升为副总指挥，4年后，开始担任总指挥——他的政治生涯里的第一个一把手，直到1989年6月离开滨南。

　　1988年10月，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关负责人到滨南采油厂视察工作。担任厂长的马富才陪同考察，并沿途介绍情况。有当时在场的人介绍说，马富才对各种设备的参数、钻井的产能、人员的情况都了然于胸，许多数字不用看材料就能脱口而出。

　　这一切给考察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8月至1990年6月，在这期间，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改名为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利油田会战管理体制结束，进入二次创业、持续稳定发展时期，胜利石油管理局的高层随之作了调整。

　　马富才于1990年2月出任副局长一职。之后，马的仕途一帆风顺。自1990年至1996年，马富才担任的职务从副局长到常务副局长然后是局长。在局长位置上的最后两个月，马富才短暂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一职。

　　1996年12月，马富才离开山东东营到北京，当了副总经理，这时，他在局长的位置上还未满一年。

　　1998年，马富才从排名第五的副总经理的位置上被“扶正”，开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时代。在东营，人们对这名从学校出来的石油人的评价相当一致：低调、务实。胜利石油管理局下属的一家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说，马不喜欢在众人面前作秀，但这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

　　在胜利石油管理局，马富才一直主抓生产。他在任时，胜利油田的石油年产量迅速攀升至3000万吨，并在这个水平之上稳定保持了几年。

　　主刀中石油“手术”

　　离开胜利油田后，马富才在中国的第一大油田大庆当了一年多的一把手。

　　对于马富才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兼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人们有几种说法。

　　一种版本是，大庆是石油系统的老大，中国石油官员多出自那儿，马富才将来要有所作为，这里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另一种版本是，大庆当时正在推行各项改革，而领导班子内部有矛盾，需要马富才来调整一下。

　　在这一阶段，马富才展现了与其谦谦学者外表不同的另一面，开始了一系列复杂的“手术”，而被视为最艰难的手术，就是“裁员”。

　　石油系统的一名官员说，大庆油田的工人心态很复杂。很多职工从父辈开始，把青春和热血甚至生命留在了大庆，这是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辛勤工作，每月领着并不多的工资，但他们满足，因为油田给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免费的医疗、教育，几乎不花钱的住房。

　　大庆有近30万的石油职工，还有80万的职工家属。在经济效益好的时候，他们享受着中国国有企业里较好的福利。可是，石油开采的成本越来越高，石油市场的竞争也开始激烈起来，承担了众多社会功能的大庆油田的发展开始趋缓。

　　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场可能会改变自己生活轨迹的变革。当时，部分职工在拿到平均每人7.8万元的“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费用后又开始上访。在那段日子，一些人注意到，马富才的白发骤然增多。

　　虽如此，马富才并没有停止他的“手术”。当马富才就任中石油总经理后，从1999年开始3年来，整个集团公司累计裁员36万余人，其中股份公司裁员5.5万人，存续企业裁员近31万人。

　　对于这个“阵痛”过程，马富才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切的目的是为还原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的本来面目。

　　而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惊涛骇浪，更让马富才感到要完成这一任务的不易。2000年4月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当时资本市场正在热捧网络股和高科技股，加上对中国大型国企的各种问题的质疑，中国石油一出山便遭“当头棒喝”。承销商高盛公司不得不降低中国石油的发行价格，使发行总额从原定的50亿美元削减至29亿美元。

　　中石油股份公司上市后，一个故事广为传播：划入上市公司的职工喝酒庆贺，因为他们搭上了快班车，留在存续公司里的职工也聚众喝酒，因为他们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随后的几年，马富才继续在中石油推行改革措施，进行业务重组、财务控制等工作，让中石油的表现不俗。但是，就在一系列行动之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安全问题却像一个炸弹被引爆，并最终导致马富才的辞职。

　　问责机制与安全机制

　　重庆开县“12·23”井喷事故发生5天后，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苏树林到开县看望受伤群众并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并表示将“通过地方政府对受灾群众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集团公司兼上市公司一把手马富才未曾出场。为什么马富才不赶赴现场，当时马富才到底景况和心情如何，外界很少知道。

　　当记者进行相关采访时，有人提到了马富才多年前对一次事故的处理。1994年，胜利石油下属的义和油库发生爆炸。1小时后，马富才即赶到现场，指挥灭火，并采纳了一名在场采访记者的灭火建议。

　　有安全方面的专家指出，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硫化氢的外泄，也应当有能力采取防范措施并对事故加以有效控制，按照有关规定还应当制订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但是，在此次事故中，中石油的相关预案却是形诸纸上，并未落实到位。

　　因此，此次中石油可以说是难辞其咎，而国务院的处理意见是，“马富才作为中石油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是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对于此次石油史的重大悲剧，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关于川东钻探公司“12·23”井喷特大事故原因的专家鉴定报告》显示：2003年12月21日下钻的钻具组合中，有关人员去掉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有业内人士称，这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同样，许多写在纸上的安全措施未能落实，更是不乏成本的考虑。

　　清华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由于没有相应的监管机构，转型中的石油公司往往将成本放在第一考虑的位置。当面临选择时，作为企业的个体的选择一定是利于公司利润的。

　　而剑桥大学嘉丁管理学院教授彼得·诺兰将这种体制形容为“半公司困境”。

　　此言不虚。中石油被重组之前，实际上是半官半商的角色。虽然马富才多次公开说，要将中石油看成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但中石油所承担的角色绝非如此简单。

　　1988年，中国的石油工业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后，其还保留了很多部级机构的职能，包括制订环境保护管理政策，协调行业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国内开采石油的主体，其功能并不是纯商业的，由于石油与一国的安全紧密相关，中石油担负着重要的国家能源安全责任。

　　这决定了中石油的多重角色，亦官亦商。而马富才也不可能是一名纯粹的企业家，如同他的同行中海油的前CEO所说的那样，顶多算大半个企业家。这样的角色尴尬在开县事故中体现了出来。

　　马富才辞职后，不论国务院的领导还是国资委的官员，认为“这样做，并不否定中石油集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也不否定马富才同志过去的工作和成绩”。同时，也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而这一切，对于中石油和继任者，都是痛定思痛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符定伟王法争（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