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沈阳4月18日电（记者马义丁铭）多少年来，有关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最近，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文化交汇在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三大区：既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
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型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
据郭大顺介绍，这三大区其实包括了中国几乎所有古文化发达地区。从已经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区发展阶段是大体同步的，都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形成个性为主频繁交汇期，或可称为“仰韶时代”（后期）。后一阶段是在文化交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实现文化共同体最初形成期，即“龙山时代”。
5000年前文化的频繁交汇，主要表现为中原区与东南区的东西交汇，中原区与东北区的南北交汇。这两次交汇的形式和内容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东西交汇的导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为主的文化因素对东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响为主，约从距今5500年后则以大汶口文化等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主，标志是首先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东南区特征文化因素鼎、豆、壶替代了当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为陶器的主要组合。南北交汇也是先以中原区后冈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对东北南部区红山文化的影响为主，约距今5500年后，出现南北两种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现在红山文化早期出现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红顶碗”，此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形成具南北两种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后者的证据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篦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辽西地区作为5000年古国象征之一的红山文化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5000年后，随着这种文化交汇的进一步扩大，已使各大区具有了更多共同时代特征，进入了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以众多城址出现为标志的古国林立，区内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加速，一方面大区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以东南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东北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区为一方，以东南为另一方在中原区汇聚的主流形势，是为龙山时代出现的背景。将以上东西交汇与南北交汇作一比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于交汇的结果，“仰韶时代”（后期）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是礼制内容。以它们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各大考古文化区出现古国向方国过渡的标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与特点，那就是通神及其独占权（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区交汇的重要共同点还在于交汇的导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区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区聚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区系、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两大发展阶段和各区各段先后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频繁交汇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转移趋势，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从古国逐步向方国过渡的一些主要轨迹。有趣的是，这一轨迹恰与古史传说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前期，北方、中原、东方和南方接触频繁，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后期由四邻向中原汇聚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这是跨进文明、走向一统与传统初现三者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
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类型的三个大区在各自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镖，而是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共识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