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高桐报道怒江大坝的建设报告被驳回的消息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相关人士的确认。

　　一年来，围绕水利工程的争论此起彼伏。50年间，水电大坝在中国已经从“高峡出平湖”的浪漫想像，变成了环保部门和当地民众头疼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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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一场挑选专家的游戏

　　怒江工程似乎是中国专家学者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一次，2003年8月14日，由云南省怒江州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才出，就引来了一片反对声。同年9月3日、10月20～21日，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就怒江水电开发问题召开了两次“专家座谈会”。期间的9月29日、10月10日，云南省环保局也相应召开了两次专家座谈会。

　　其中10月在昆明的座谈会后来被广泛形容为“按户口本划分的”，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南北分明”，来自北京的专家都反对修建怒江大坝，而来自云南的专家则大部分都支持工程上马。以至于一些媒体认为，其中不乏学术界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干扰和压力的影响。

　　当《国际先驱导报》就此向参加过环保总局这两次研讨会的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求证时，他表示大部分专家应该是坚持自己学术立场的，出现“南北之争”的原因是：昆明的研讨会上，云南方面请来的本地专家都是支持建坝的。据他了解，这种“什么单位请什么人”的做法在整个怒江决策过程中屡见不鲜。比如在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一次论证会上，请来的虽然都是北京专家，但几乎全部支持建坝，“当时整个会上只有环保总局的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司司长，怒江大坝的坚决反对者——记者注)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为了让工程顺利上马，怒江当地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在昆明座谈结束的第二天，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和州长欧志明率队晋京，在一周时间那就怒江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再次向多个国家部委作汇报，并与国电北京院、华电集团全面交换了意见。

　　一个月后，国家环保总局也再次组织工作组深入怒江调研，此次一个专家都没有带，只是听取地方政府及云南省政府的想法，对于一些细节提出修改意见。云南大学亚洲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对记者说：“(在此之后)国家环保局一些原先反对建坝的人士也开始保持沉默。”

　　亲身感受这一切的李楯认为，为了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必须引入事前公示、听证会、独立专家、论证专家署名和决策官员问责制等一系列政策，尤其是相关部门应该建立专家库随机挑选专家，而不应带着自己的特殊目的去选择专家。否则，即使在程序上注重了科学性，最终结果还是会屈从于领导意志。

　　在怒江开发问题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水电专家就曾经表示，他们使用的怒江环境评估结果都是专家做的，出的数据也都是专业部门的，因此不应该有问题。他唯一忽略了的是：这些结果和数据都一边倒地来自支持怒江大坝的专家们。

　　都江堰：决策中的省市之争

　　怒江之争，李楯已经不是第一次扮演这种“突然被踢出局的专家”角色了。几年前他在参加都江堰紫坪铺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论证中，发现四川方面提供了虚假材料，“他们当时给我们看的材料说除了紫坪铺之外，还有一个反调节功能的姊妹工程鱼嘴大坝，报告里没有说这个坝离都江堰有多远，我一问只有300多米，与会专家立刻把这个方案否了，第二次评估时他们就把坝址从鱼嘴后撤了1300多米，到了杨柳湖，专家还是认为这个工程有问题。后来四川一位副省长到环保总局‘搬救兵’寻求支持，第三次论证干脆就换了一批专家。”

　　据了解，即使是第三次论证中，仍然有专家质疑紫坪铺工程。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78亿元的紫坪铺2001年匆匆上马，这令杨柳湖大坝骑虎难下。据估算，如果不修杨柳湖大坝，缺少反调节功能的紫坪铺每年将亏损5000万元，比较极端的说法是，这78亿元等于打水漂。

　　当四川省为杨柳湖大坝四处游说时，感到自己旅游城市的切身利益被损害的都江堰市奋起反击。杨柳湖方案提出后，都江堰市委常委会马上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杨柳湖大坝上马；都江堰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此事向四川省人大递交了题为《关于都管局拟建杨柳湖水库存在严重问题的报告》。

　　2003年8月，杨柳湖大坝被紧急叫停。但是李楯对此并不乐观，“现在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很难保证都江堰最后到底能不能保住”。

　　三门峡：被淹没的陕西省

　　相对现在的纷繁复杂，三门峡的决策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痕迹：地方无条件服从中央、经济考虑无条件服从政治安排。1957年初，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刚刚召开时，陕西省就激烈地表达了对这个工程的不满意见：根据苏联专家的设计，水库高程从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的350米增加到了360米，库区淹没农田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了87万人。当时的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七八十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同意。

　　关于这一点，立主工程上马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苏联人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次年，三门峡在一片争议声中动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社论。施工完成后仅仅一年半，即1962年，三门峡就因为泥沙淤积、抬高渭河水位、淹没下游农田而开始改建。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

　　有专家对记者指出：50年中，关于大型工程的论证和事前考评已经越来越仔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些大型水电站的建或不建、拆或不拆，几乎都取决于当时博弈各方的实力对比。决策民主一直被反复提及，但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