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杨清华　图/本报记者　叶健强

　　当今国人应具备怎样的襟度？阮次山先生给出八个字：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交谈人物：阮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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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专栏作家，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生长于台湾，后赴美国深造，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以阅历丰富、见解独到而著称。

　　曾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及英文《Taiwan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其专栏文章以不同形式在世界多个国家的报刊刊出。在其主持的《时事大参考》及《风云对话》中，他访谈各国政要人士。

　　交谈动机前天，数百名热心读者赶到广州购书中心来“追星”———他们从中午就排队候场，为的是到了下午两点，能够一睹阮次山先生的风采。

　　阮先生如期而至，黑西服黑衬衫，在有鲜亮条纹的领带点缀下，严肃而不失亲和。阮次山此次来广州，是为了近期推出的《阮次山看天下》丛书系列的前两本：《和战———两岸世纪之问》和《冷和———中美世纪之惑》进行签名售书。

　　羊城晚报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国际新闻》版陆续刊发过阮先生的多篇时评，是内地最早与阮先生建立联系的媒体之一，因此他与晚报的记者一见如故，并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愿年轻人心里有把火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在不同场合看到或听到您的表达，诸如“以我毕生所学贡献中国”、“要为中国人做点事情”等，都发现您一直非常强调“中国心”，为什么呢？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因为我觉得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可以说是从秦始皇以来最好的时期！我1992年跟江泽民主席见面时就这样说。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处于非常有利的稳定条件下，这是中国最棒的一段历史，向外发挥影响力，对内不断改善经济。我以前有个笔名叫“浮云子”，是取“浮云游子”之义。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曾生活在海外的人来说，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所带来的激动是无可言表的。从1984年以后，中国的不断发展更使我发自内心的爱国热忱不可阻挡。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很幸运，既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了解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及其在中华历史转折中的象征，如果能把这个体会跟大家分享，会有很大的满足感。所以我从1989年第一次回国给大学生演讲直到今天，每一次跟大学生交谈，都强调把一颗中国心“落实”：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手上拿个火把，象征责任、荣誉和爱国，心里要有一根蜡烛，代表对四周人的关怀和感恩。希望年轻人把这些薪火相传，传给身边的人、传给未来的孩子、传给世界。

　　着力培养大国民风范

　　记：您在《冷和》这本书的扉页上写：“我有一个梦：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记得您在“9·11”事件过后的一篇文章中，忧虑当时少数中国年轻人表现出的幸灾乐祸。您为什么会这样强调“大国民风范”？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很缺乏这些素质吗？

　　阮：我觉得不止是年轻人缺乏。一个社会忽然打开，中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他的思维、举止可能无法与国际同步、接轨。例如我去泰国，发现去那里旅游的中国人特别多，但他们在泰国留下的影响并不好。吃自助餐不排队、宁愿浪费也要拿远多于自己食量的食物……这些都是小事，但显示出的是与我们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称的一种国民风度和素质。以我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在全国推行“大国民运动”，但我可以在去演讲的大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要礼让、懂得感恩，要对世界抱着一种雍雅、宽厚的态度，这就是“大国民风范”。为什么说要自信呢？我常常跟孩子们讲，不要再说什么50年赶上美国，实际上现在中国已有许多地方超越美国了，例如你们的服装、手机等等。自信了，知道我们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大国民，才能做到雍雅、宽容和关怀他人。中国将会发展成一个大国，可是大国、强国应该继续向什么方向进步呢？除了有钱，除了拥有地区性影响力、全球性影响力，还应该培养具有“大国民风范”的人！

　　记：那您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一点上有希望吗？

　　阮：非常有希望。我的节目经常有中学生写信过来，偶尔我反问他们：“你们真的看我的节目吗？看得懂吗？”一个东北的女孩子回信说：“我看不懂，但我长见识啊！”从这点，就让我感觉到中国各个阶层的年轻人都有那种求知若渴的劲头。如果我能在他们年轻的心里放下这粒种子，让它生根发芽，会很有希望。实际上我上月在四川大学演讲，结束时上千的大学生涌上来要我签名，有人就喊：“同学们排好队，要有‘大国民风范’！”这就是立竿见影的作用。

　　风云对话无紧张可言

　　记：我们作为晚辈记者和普通观众，都很感兴趣，您和那么多叱咤风云的政要对话时就不紧张吗？怎么能做到像朋友一样和他们交谈呢？

　　阮：当我面对这些采访对象时，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紧不紧张可言，我已经全神贯注在他的每一个肢体语言、每一丝情绪上。其实人性有相通的一面，有时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对你的某句话产生了共鸣，你要迅速抓住并把谈话继续下去。要想与他们平起平坐地交谈，要靠见识和阅历的积累，胡乱地称兄道弟肯定不行。

　　记：那您最难忘的是哪一次采访呢？

　　阮：这要算对印尼总统梅加瓦蒂的那次采访。事先做足了功课，因为我知道这位女总统是一位穆斯林，又是女性，而且性格很内向，层层保守注定了对话的艰难。为这40分钟的采访，我准备了50个问题，但心里还是没底。因为她之前只接受过一位由柬埔寨总统亲自介绍的女记者的采访，作为电视媒体记者我是第一人。

　　那天开头就不顺，因为在我们之前她接见一位大使延长了时间，我们只剩下20分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一落座就表示：“总统您看上去比照片要漂亮！”她一愣，旋即大笑，我马上接着说：“今天我非常荣幸能见到您如此璀璨的笑容，因为您平时都很严肃。”她再笑，我心想，这是成功一半了。本来会客室还有部长、将官等十几个人，这时她一个眼色，这些人在两分钟内全部退场！我更乐了，这回又成功了四分之一！

　　我揣测，对一位女性，一定要用人性化的诉求去打动她，所以问题都问得很感性。梅加瓦蒂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大女儿，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听说你1996年上台时，曾要求找回父亲当年的办公桌，办公室也装修成当年的样子。那么当你第一次坐在桌前，心情如何？”这就问到她心里去了。她说：“其实我在没坐到那办公室之前，曾去了他的墓前祈祷。”我知道回教的信仰，所以问她：“那你听到爸爸的声音了吗？”她说：“你也许不信，我听到了，他说不要复仇。”谈话就此生动起来，整整持续了40分钟没有间断。

　　美式民主在伊行不通

　　记：伊拉克最近局势恶化。世界和美国人民很关心美国会不会重蹈越战的泥潭？伊拉克当然不是越南，但就您个人判断，美国会从伊拉克体面地抽身而出吗？

　　阮：现在，美国已经无法体面地退出伊拉克了，伊拉克已经被他们搅成了一团烂泥。他们总是标榜要带去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其实做不到。因为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本质与西方式民主的基本构思是不同的。举例说，民主应该是“多数决”，但在伊拉克有60％的人属于什叶派，无论选举还是什么都占多数，这是什么民主呢？美国想把伊拉克变作伊斯兰民主的堡垒是不可能的。

　　记：以色列刚刚杀害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阿拉法特目前也面临定点清除的威胁。如果现在您再有采访他的机会，又会问些什么呢？

　　阮：我想已经没有办法再问他是否愿意牺牲，他是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我只想问他，你愿不愿意妥协？我想问：“当时1994年奥斯陆协议离和平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你都放弃了，现在沙龙又提出了新的撤兵方案，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你愿意妥协吗？”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兵关系到巴勒斯坦内部更复杂的问题，这个地区向来是亚辛和哈马斯的权力中心，去年亚辛和阿拉法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权力较量。如果以色列这时撤军，会被哈马斯认为自己的强硬起作用了，而对阿拉法特的威望就会有影响。

　　人生乐趣多来自家庭

　　记：我们注意到，您的这两本新书一本“跪献给我在天上的母亲”、一本题赠给“陪我度过无数风雨的爱妻”。家庭生活在您心里是个什么位置？

　　阮：今天正好是我的小孙女一岁生日，我来广州之前还给儿子他们打过电话。我问儿子，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在你婚礼上说过的话？我告诉过他，你对孩子至少要像我对你一样好———每天的晚饭一定要跟孩子们全家一起吃，而且不准把晚餐时间作为训话、检讨的时间！

　　在我心目中，家庭是一个人生活中最后一个堡垒。外面风风雨雨，至少家是一个避风港，不管喜怒哀乐都能风平浪静。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人生的乐趣更多地来自于家庭生活，亲情能够给予一个人的东西实在是太厚重了。当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充实与温暖，这种东西哪怕是事业成功也无法替代的。

　　今年2月份回台湾时，我在母亲坟前烧了这两本书。当时风很大，本来还怕烧不透，结果一下子就烧完了。我很受感触，看来妈妈是急着要看到新书啊。至于太太，她这几十年的细心照料更使我十分感激。而小孙女呢，这三个月来跟我们同住，简直把我们的心都占据了！所以今天我还跟儿子开玩笑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女性有三位，那就是：我妈妈、你妈妈和你女儿。

　　记者手记

　　在签名售书现场，两个学生在窃窃私语———一个说，阮先生的名字“次山”很像日本人，长得也有点像；另一个赶忙制止，说：“嘘！快别这么说，阮先生会生气的。我已经查过了，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的名就是次山。至于长相，我倒觉得他更像列宁！”

　　阮先生好像听到了这番议论，他拿着话筒对大家说：“去年我到俄罗斯，普京总统说我一定要去列宁墓看看，我开始还不明所以。后来去瞻仰列宁遗体，我吓了一大跳，心想：‘我怎么躺在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