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潮白监狱:入监“老三句”换成问候语(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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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0日09:41 新华网 | |||||||||||||
北京潮白监狱试行服刑人员有限自治,专家称人性化改造要比以恶制恶好得多 核心提示 “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 “我是罪犯”、“这里是监狱”、“我来这里是接受改造”。 据悉,这是服刑人员入监时必须老实回答的“老三句”,其实是“下马威”。 4月9日,北京潮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赵汉存说:“现在不同了,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服刑人员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潮白监狱’。” 2003年10月,潮白监狱第五分监区成立了全部由服刑人员组成的有限自治委员会和听证委员会,试行有限自治。 北大法学院张美英副教授说,潮白监狱的改革,给整个北京市监狱行刑改革开了一个好头。 4月9日,就潮白监狱服刑人员实行有限自治,本报对监狱长赵汉存进行了专访。 入监“下马威”换成“安抚式” 《新京报》:一年来改革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赵汉存:最根本的不是两委和有限自治,这些都是过程、方法和手段,最根本的是我们干警的行刑理念发生了变化。好的理念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 过去的行刑方式片面强调惩罚,忽视了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将加重服刑人员的反社会心理,如果我们采取了更为人道的措施,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可以增强服刑人员对法律法规的认同感,和对执法机关的认同感。 比如,以前的入监教育是老三句,即“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服刑人员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低头回答:“我是罪犯”、“这里是监狱”、“我来这里是接受改造”,这是典型的“下马威式”的教育。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入监教育是安抚式的教育,第一句话是:“服刑人员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潮白监狱。” 这种自治是一种有限自治 《新京报》:在服刑人员内部成立自治委员会和听证委员会,会不会降低监狱干警的权威性? 赵汉存: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一再强调,这种自治是一种有限的自治,即两委的所有决定的执行,都是在监狱干警的管理下进行的。利用两委实行有限自治,与现行监狱法并不矛盾,因为监狱法也规定要保障服刑人员的种种权利,因此,这种方式不仅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同时也保障了服刑人员应有的权利。 不能让听证会流于形式 《新京报》:听证会的听证结果是不是都维持原来的决定? 赵汉存:如果每一次都是咱们说了算,那成立听证会就失去原先的意义了。一来如果没有意见,则说明干警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化过来,再说,完全没有意见,那我们的决策也太高超了,一年下来做那么多事,不出现一件纰漏,那就证明自管委和听证会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 重新犯罪不能全怪监狱 《新京报》:在潮白监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令人窒息,感觉很轻松。 赵汉存:我们监狱做了很多工作,外面都不知道,很多人把重新犯罪的原因归结到监狱的头上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觉得很委屈。 有的服刑人员释放之后回到家里,地无一亩,房无一间,哪都不管,他还得生存啊,怎么办?干脆犯罪回监狱,毕竟有人管饭。但是,谁想回来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重新犯罪有很多原因,不能把犯罪都归到监狱身上。 “2004年2月5日,在7班服刑的郑某给分监区领导写信,说当天是他60岁生日,希望分监区给他过个有纪念意义的生日。”这是今年4月9日、北京潮白监狱第五分监区服刑人员自治委员会首任主席诸某《自治委员会工作日志》中的一段话。 该工作日志记载,分监区领导在接到申请之后,通知监狱服刑人员有限自治委员会和听证委员会,马上满足了郑某的要求,并把给服刑人员过生日送蛋糕确定为一项制度。 对此,潮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赵汉存颇为自豪地说,“在服刑人员中成立有限自治委与听证委,使他们在一定条件下自己管理自己,尽可能保障他们的权利,这是一年来行刑制度实验的一个重要成果。” 传统监狱教育亟待改革 狱警进入封闭区 北京潮白监狱行刑制度改革,始于2002年中国狱政人员一次赴欧考察 对于北京潮白监狱实行有限自治,4月1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小南庄家中,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国内著名的刑罚执行研究学者张美英如此评价:“潮白监狱行刑试验能够走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是北京刑罚执行试验可喜的第一步。” 追溯到一年前的2003年3月31日,北大法学院刑罚执行研究基地在潮白监狱正式挂牌,拉开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行刑制度改革的大幕。同时,潮白监狱的第五分监区成为第一块“试验田”。 双方的合作起始于2002年中国监狱学会组织的一次中国狱政人员赴欧考察,当时带队的正是张美英副教授———北大法学院刑罚执行研究基地的发起者,也是目前这个基地惟一的教师。 年过半百、1992年在德国获得刑法学博士学位的张美英,回忆起两年前与清河监管分局有关领导的那次邂逅,至今记忆犹新。在考察过程中,清河监管分局政委吕国兴说,我国传统的监狱教育方法已经落后,犯人不容易得到改造,清河监狱分局准备开展监狱行刑制度的探索,但缺乏理论的指导。 “看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监狱的情况之后,清河分局有关领导加大了行刑探索的决心。”张美英副教授说,回国之后,吕国兴马上联系张教授,希望双方开展合作。 潮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赵汉存则称,我国监狱法自1994年颁布实施以来,一直缺乏一部实施细则,使监狱干警在实际操作中常常缺乏指导,而在潮白监狱现押服刑人员中,将近30%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如何提高监狱教育和改造服刑人员的质量,亟待破题。 人格改造需求成分类标准 120名服刑人员被分为危险型、顽固型、障碍型和易塑型四类 研究基地挂牌之后,张美英副教授多次给清河各监狱长及干警开课,向他们灌输当前行刑社会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的趋势。这在第5分监区的120名服刑人员进行科学分类中便起到了初步的效果。为了制定服刑人员的分类标准,2003年3月份,清河监管分局及潮白监狱的负责人和张美英副教授开展了深入的讨论,直到晚上11点多,才确定了以人格改造需求为分类标准,并根据罪犯人格缺陷的严重和顽固程度,将120名服刑人员分为危险型、顽固型、障碍型和易塑型四类。这与传统按照犯罪类型的分类标准大相径庭。潮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赵汉存说,传统的分类方法无法避免各类罪犯的交叉感染。张美英副教授则认为,主观恶性不同的服刑人员关在一起改造,显然达不到好的改造效果。根据这种分类,同一类型的服刑人员被关押在一起,接受改造。 清河监管分局管教处副处长刘卫丹说,为了这次分类,清河方面动员数十名干警,耗时10多天,行程7万公里,对服刑人员所在的家庭、社区和学校进行深入调查,并结合北大方面提供的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和服刑人员的现时表现,进行了分类。“我们不仅了解服刑人员的现在,同时也了解服刑人员的过去,这样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就做到了胸有成竹。”赵汉存说。 狱警进入封闭区换位思考 那场SARS中的封闭生活,使潮白监狱的干警们对自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人性化改造好过以恶制恶 如何让监狱干警接受先进的行刑理念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去年春天的那场SARS中的封闭生活,使潮白监狱的干警们对自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作为第一批进入封闭区工作的赵汉存对此深有体会,“有家不能回,亲人无法团聚”。干警们普遍的思家念亲的心理很重。赵汉存之后的一篇题为《监狱封闭管理后狱内干警心理探析》的论文中提到,由于活动空间的限制以及对亲朋的思念和生理需求的压抑,诱发了狱内干警的烦躁和失落情绪,甚至出现脾气暴躁、神经过敏的现象。 根据干警的这种心理,潮白监狱及时在干警当中开展换位思考的大讨论,“我们一个月的封闭生活就受不了,服刑人员在里面有的一待就是10年、20年,他们该怎么办?”这场换位思考大讨论,拉近了干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距离,同时为行刑改革及时做了铺垫。 服刑人员成首任“自治主席” 诸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成了首任主席,“在这里,我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 2003年10月份,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服刑人员诸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成了潮白监狱第五分监区服刑人员有限自治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在这里,我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2004年4月9日,在第五分监工的会客室,诸某告诉本报记者,“我原先对监狱的恐惧在这里完全没有了。” 服刑人员有限自治委员会是第五分监区自我管理的组织,由10名服刑人员组成,由每班推选1人,并经分监区干警确认产生。有限自治委员会下辖四个部门:法规部、生产部、卫生部和文体部。法规部主要负责对服刑人员间发生的矛盾、纠纷及生产、卫生等方面问题进行调解,并进行仲裁;文体部主要负责学员技能教育、体育活动起草和文艺活动的编排演练和宣传报道;卫生部主要负责对监区环境、内务及个人卫生的检查及公布,为法规部提供仲裁信息;生产部主要负责对生产活动的管理、监督及生产技术革新研究。 与此同时,分监区在有限自治委之外又成立由10人组成的听证委员会,主要权限为受理服刑人员对狱内公共事务及对服刑人员的处罚结果开展听证,并对自治委员会的活动开展监督,同时也适当对干警的不当决策与处罚形成一定的监督力。 潮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赵汉存说,举行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听证,让全体服刑人员对监区的规章制度有更清楚的了解,强化了规章制度的落实。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大多数听证的结果都是维持了原有的处罚决定。 人性化改造好过以恶制恶 “人性化措施能改变服刑人员的恶性,改造效果要比以恶制恶好得多”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你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把握自己;你不能样样顺利,但可以事事尽力。”走进耗资2000多万元的潮白监狱,监狱聘请的绿化工人正在忙着为落成不到一年的监狱进行绿化,监舍区正面墙上的这几句话相当突出。 五分监区指导员凌瑾说,这四句话是监狱长赵汉存想出来的,送给服刑人员勉励。 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美英说,“如果我们采取人性化的措施能够改变服刑人员的恶性,并启发他们的良知,那么我们的改造效果就要比以恶制恶的传统做法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算一笔账,即如果我们在监狱里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改善他们的处遇条件,那么我们社会的治安成本将下降许多。”张美英说。 从今年4月份开始,北大法学院与清河分局的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双方合作的再犯罪预测项目也将于近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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