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 雄
以人为本，是最近社会上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焦点主要是围绕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老百姓对此既关心，也期盼。
近日看到两则有关政府决策过程的消息，确实让人有些兴奋。
一是《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将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后，凡是重要的政府规章草案、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提交市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前，原则上都应经专家咨询论证。为此，市政府将设立市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委员会。该机构将根据市政府决策的需要，组织咨询专家围绕本市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问题进行战略研究、对策研讨，提供科学的咨询论证意见。
二是北京市一项为“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的草案于去年7月发布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按照有关程序，如果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这项草案将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正式颁布实施。然而，在近两个月的征求意见期内，先后有8位市民致信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明确表示反对这份草案，8位市民在来信中摆事实、讲道理，还引用其他相关规章制度作为佐证，令人信服。北京市政府在认真论证后认为，市民所提意见中肯、合理，并据此撤销了这项由行政部门提出的立法动议。不仅如此，通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和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全面、认真地听取公众的声音，已成为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的必经程序。
这些做法所以成为新闻，本身说明政府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政府的决策，涉及国计民生，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客观上需要力求科学和民主。成都和北京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决策的科学，是保证政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及其主要官员，是政策的执行者，但政策的制定，完全依靠他们，搞“一言堂”，甚至一拍脑袋就确定，显然不可靠。一般来说，政策都有很强的专业性，政府官员作为管理者，并不一定都是专家，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认真咨询专家的意见，对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反映，做出评估论证，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专家治国”是有一定道理的。成都市“组织咨询专家围绕本市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问题进行战略研究、对策研讨，提供科学的咨询论证意见”，是明智之举，值得提倡。
不过，政府出面邀请专家展开政策咨询论证，前提是要让专家都能认真负责地从专业和科学的角度进行论证。需要明确的是，请专家论证，不是要为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唱赞歌，不要搞成为论证而论证。相反，需要造成一种宽松的氛围，让专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是要重视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专家也要尽职尽责，讲究科学道德和专业操守，不要成为“御用”。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比如，文革时期，就曾发生过著名的科学家在报上公开论证“亩产万斤粮”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的荒唐事情。要知道，荒唐的决策，一旦披上科学的外衣，误国误民的危害程度将更深更重。
决策的科学，还需要辅之以决策的民主。从某种程度来讲，咨询专家本身就是决策民主的一种表现，而决策民主又能保证决策的科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科学的东西，眼前都可行和有益，这就需要咨询公众和社会，既要看到政策的正面作用，更要顾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把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利益考虑周全，在此基础上做出权衡，把政策的负面作用尽可能降到最低点。
在这方面，香港的“咨询政治”值得借鉴。香港特区政府设有300多个对应政府有关部门的咨询委员会，囊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和社会人士，这些人士都有热心服务社会的良好记录。某一问题，或某一行业有什么立法问题，政府有了方案，有关部门就会向咨询委员会征求意见，供有关部门、行政会议和行政长官考虑采纳或修改。这些咨询委员会是香港政府吸纳社会人士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政府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是在行政管理决策过程中引入向政府以外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咨询意见的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草拟某项政策和采取某项重大措施时，通过咨询组织收集到各方面的资料和意见，或吸纳某些社会人士参与决策，可使政府的某些政策获得一定的认同性，“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因而常能化解许多潜在的冲突，达至社会安定”。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和需要达至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