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据新华社报道，据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初步核查，自去年5月份以来，有171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其中因并发症死亡13人，仍在住院治疗的儿童有两名。患病婴儿头脸胖大，四肢细短，人称“大头娃娃”。与此同时，阜阳市已对劣质婴儿奶粉进行全面的地毯式普查、清理，着手排查受害婴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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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4月20日央视等媒体报道，4月1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坑害儿童事件进行调查。19日下午6点，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组成的专项调查组，从北京出发奔赴阜阳。

　　报道说，早在去年，阜阳市就对此展开过一次专项整治活动，全市189户劣质奶粉经销商被工商局立案。随后，工商局和卫生局又联合下发了奶粉产品消费警示公告，并在报纸、电视台等媒体上，公布了33种劣质奶粉的“黑名单”。但记者拿着这份“黑名单”，在市场上依旧买到了名单上的劣质奶粉。

　　4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全市紧急追查“杀人奶粉”。北京市卫生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卫生监督部门对全市乳制品进行专项检查；工商局要求商家暂停销售北京维尔乳业公司的“乖乖宝”和北京贝乐康乳业有限公司的“贝乐康”奶粉。各工商分局紧急出动，两天时间内共计查获上述两种奶粉十余吨，理化综合指标检测正在进行中。

　　“毒奶粉”何以横行年余？

　　在安徽阜阳等地辣手摧花的“毒奶粉”，据说已在当地横行许久。那么，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何以悲剧一直在触目惊心地上演着？

　　我们不仅要在近期控制整个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还要在机制上确保类似的悲剧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这就需要我们对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有关监管部门的行为和效果进行检讨和反思。

　　有关报道显示，阜阳的有关监管部门确实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工商局规定，如在市场发现的劣质奶粉得到确认，所在地工商所长就地免职；对超出管辖范围的售劣经销商，他们已向所在地工商部门建议深查。可惜，他们的协查请求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也许悲剧就在于，明明有悲剧的预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再上演。这样的梗阻悲剧根源何在，理当深思之。

　　阜阳监管部门的无奈，也许正是人们要追问的。按照许多地方的惯例，无论是谁提出假冒伪劣的投诉，都会严肃对待，并把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有些地方还对投诉制定了奖励政策。何以在两个地方的相同职能部门之间，就缺乏协查性的制度安排呢？

　　在许多行业或部门早已借助因特网建立了协调工作的全国性网络的今天，何以在这些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就缺少沟通与合作的信息平台呢？更可能的解释是，相关人员心里缺根弦，也就难以扮演积极行政的角色。如果只是哪里着火就到哪里扑救，平时不对安全隐患的消除预防在先，主动协查制度就难以确立了。

　　行政文化和行政体制相辅相成。有了积极的行政态度，必然会绞尽脑汁弥补体制漏洞、创新体制安排；有了健全而高效的行政体制，就会衍生出积极的行政文化，培养积极的行政态度。确立高效的行政协调责任体制，无疑是当务之急。（4月21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赵彦龙\(文）给劣质奶粉事件的责任者排座次

　　人们注意到，有关方面对事件的责任推定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如阜阳市工商局一名负责人所说，“阜阳的劣质奶粉都是由外地流入的，要想从源头加以遏制，就涉及管理权限问题。我们只能从奶粉包装上了解企业所在地，然后联系当地工商部门协助调查，但是许多包装上标示的厂址和电话根本不存在”。尽管此事涉及面广，牵扯的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但只要本着对公民的生命健康负责的原则，按照科学的责任分配与约束程序，就完全可以弄清楚，到底哪些人应当对劣质奶粉事件承担责任，以及分别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首先，阜阳当地的奶粉经销商要承担直接责任或曰主要责任。按照规定，经销商在购进奶粉时，必须向厂家推销单位或个人索取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卫生质量检验报告的复印件，当经销商要大规模购进某个产品时，还应当派人去厂家考察企业的规模、信誉和产品质量，再签订购销合同。然而阜阳市卫生防疫站在检查奶粉经销者的购销凭证时，没有一家店面能提供两种以上的产品检验单，经销者普遍只注意奶粉的价格和销售利润，对奶粉质量并不在意。

　　其次，生产商、供货商必须为他们制造劣质食品毒害消费者的恶劣行径付出代价。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通过对劣质奶粉“乖乖宝婴儿一段”、“贝乐康”的进货渠道的追踪调查，发现包装上标示的厂址和电话都真假莫辨，部分地证实了阜阳市工商局那名负责人的说法。不过，既然已经把经销商和生产商的责任“绑”在了一起，经销商也就有足够的动力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帮助后者顺藤摸瓜找到劣质奶粉的源头。

　　经销商所在地和生产商所在地的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承担着对奶粉的生产、质量、流通等环节进行监管的法定职责，所以，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出的纰漏，无论他们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着多大的困难，他们都对劣质奶粉事件难辞其咎。（4月20日《北京青年报》潘洪其\(文）恶，埋伏在下一个街口

　　在上海，绝大多数的婴儿不会成为“大头娃娃”。上海人在读这些无辜婴儿被谋杀的故事时，也许会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真的如此吗？

　　当养鱼者在鱼塘底铺上一层环丙沙星时，他不可能不知道，人吃了这些鱼，一旦生病时许多药物就会失去效果。因此养鱼者不吃这类鱼。当卖水产的用“吊白块”和福尔马林处理商品时，他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吃了这些海蜇、鱿鱼，会因为癌变而辗转病榻、痛苦万分。因此卖水产的不吃这类水产。

　　而那些假奶粉的生产者，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包装精美的“杀手”对于嗷嗷待哺的婴儿意味着什么。他们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品尝自家生产的奶粉。

　　那些自以为远离危险、可以幸免于难的上海人，其实早已成为许多人猎杀的目标。与阜阳“大头娃娃”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死亡之路更长一点、过程更平和一点而已。

　　达尔文说过，就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言，只有道德感或者说良心才是意义最大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猿到人的进程尚未完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孩子被假奶粉谋杀和戕害，无疑会激起整个家族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宣泄之前，很难相信会无缘无故地自动消失。前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恶贯满盈的连环杀手，就曾经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受害者。王小波曾经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做早点的外来人口什么都敢，简直不把城市人当人看待，一次他帮朋友搬家，偶尔穿得比较破旧，沾了点污渍，被城市人当成了外来人口，他的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怨恨在施与受的循环中被放大。堵车时狠揿喇叭，或者叱骂一个弱者，也许都很解气，但是要当心，恶可能正埋伏在下一个街口。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靠“头上三尺有神明”的宣示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对付恶，人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购买公共产品。警察、法官、检察官和许许多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应该更高效、更廉洁、更尽责，应该保证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有免于恐惧的自由。（4月17日《新民周刊》哈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