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马天帅昆明摄影报道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我感谢你们。这个案件中，受害者很多，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我家，我再也不能报答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的作案手段确实非常残忍，我不会逃避责任，我请求法庭对我处以极刑。我现在道歉也没什么用了，希望受害者的家人调整好心态，好好活下去，我希望同龄人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凡事想开些。”昨日，站在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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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上的公安部A级通缉嫌犯马加爵作了这样的最后陈述。

　　杀人之后：害怕得睡不着

　　9时许，马加爵被准时押上被告人席。马加爵剃了个平头，看上去比通缉令上更白了，更胖了，但走路时摇摇摆摆的。昨日的庭审，除龚博的父母因放弃附带民事诉讼未到庭外，其余三受害人的父母都坐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上，但整个庭审过程中，三家父母看上去比较平静，所有发言也均由律师代理。而马加爵的父亲马健夫则坐在法庭靠后的一排，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低着头。

　　公诉人当庭诉称，马加爵因打牌与三名同学发生口角，进而发展到残忍地杀害了四名同学。面对指控，马加爵表现平静，有时抬头吸气，有时侧移一下身子，最后表示“说的都是对的，我都认”，并承认很后悔。当公诉人问：“为什么杀人？”，他回答：“因为气愤，想不开，吵架以后想不开。”至于为什么在藏匿同学尸体时总是用黑色塑料袋套住受害者的头，马加爵说：“我怕他们看我。”

　　庭上，马加爵承认被害人中，邵瑞杰是他最好的朋友，其次是杨开红。对于律师问他为什么杀唐学李后还要在藏尸的寝室睡觉，害不害怕等问题时，马加爵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睡了。我睡不着，害怕。”

　　杀人动机：就是打牌作弊

　　法庭上，辩护律师不停的追问马加爵，杀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但马加爵却坚持“仅仅只是因为气愤”才举锤杀人。据悉，在公诉机关出示的一份供词中，马加爵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在这份最权威的供词中，马加爵说：2004年寒假期间，杨开红返校的第二天，我与邵、唐、杨四人在我宿舍打牌。在打牌时，杨开红说我作弊，邵瑞杰接着说我经常作弊，之后就扯起我平时为人不好的问题，邵还说因为我为人差，龚博过生日都不请我。之后我就和邵、杨吵起来，吵完后，我就想邵、杨、龚会在同学中说我不好，我就决定要杀了邵、杨、龚。后来我想要杀他们就要乘他们不注意时用棍、棒之类的东西打他们头部。

　　第二天我就到张官营旧货市场去看，花20元买了一把铁锤。当时买的时候我叫老板把锤柄砍了一截，之后把锤带回学校教学楼对面的厕所，藏在厕所最里面靠右面的墙那里，就回宿舍了。到第三天（买锤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去厕所拿锤时，发现铁锤不见了，之后我觉得把铁锤放在宿舍里也不妥，等买了火车票后再去买把锤。2月12日下午，我到昆明火车站买了15日开往广州的火车票，2月13日下午我又到张官营旧货市场的铁锤店花20元买了一把铁锤，同样叫老板把锤柄砍了一截，之后就把铁锤带回宿舍放到柜子里。接着晚上就杀害了唐学李。

　　自首倾向：目前无法证明

　　马加爵落网后曾有一盘未曾寄出的录音带，昨天，他陈述了录音带的来历：“在海南三亚时，我实在太想念家人和朋友，想找个朋友说说话，但都不行，只好把要说的话录在带子里。”他的辩护律师据此认为，马加爵在被全国通缉的情况下，还做出这么“危险”的事情，是因为他想自首。然而公诉机关指出，这盘磁带最终也没有寄出，无法证明马加爵有自首倾向。

　　司法鉴定：马加爵精神正常

　　法庭质证期间，辩护律师对云南省司法厅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对马加爵的精神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应辩护律师的要求，在鉴定书上签名的两名鉴定人员出庭进行了质证。辩护律师后来要求重新鉴定的请求，被法庭当庭予以驳回。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受害者家人要求马加爵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定精神损失费。但法庭表示，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仅限于经济损失，公开道歉和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因此不进行审理。对此，马加爵表示他应该赔偿，但又说根本赔不起，自己所有财产只有一台电脑。

　　昨日下午3点50分左右，整个庭审结束，法庭宣布择日对此案进行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