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吕日周离职长治，屈指算来已一年有余。他在长治几年间的一系列“大手笔”，曾在当时中国政坛掀起不小的波澜，一个被称为“吕日周现象”的冲击波至今尚未完全消弭。

　　一个力图有所作为而且的确拿出了强力措施的地方官员，注定会在当地社会的发展史上留。但是这一页是怎样的一页呢？吕日周留给人们的印象多是当年媒体报道过的一系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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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日周急于改变长治市脏乱差的状况，下令临街单位拆墙透绿，修广场、拓马路，让有生活陋习的市民穿上“不文明行为人”的黄马夹；他支持舆论监督，甚至把副市长的名字也公布在报纸上；他还爱搞调研，到长治不到两年，全市146个乡镇就跑了135个，在基层住了50多夜，为了进村方便，还经常骑单车下乡，被称为“单车书记”；他还下决心治理官员的懒散毛病，会在凌晨紧急集合下属官员上党课……

　　有媒体这样评说，在长治的几年时间里，吕日周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全市数万下属，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他的作风给当时的政坛带来了一股清风，因而被称为“吕日周现象”。

　　如今，吕日周已离开长治。保持距离，反而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本报今日推出关于吕日周的长篇报道，目的不在于向读者再现一个大家已经熟悉的吕日周，我们试图展现的是“吕日周现象”的另外一面，这一面和前几年媒体的报道有相当大的反差。这种反差让我们久久难以平静。促使我们下决心刊发这组报道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试图通过吕日周这一个新的侧面，使一些模糊的事实得以清晰起来，从而对“吕日周现象”重新反思。

　　我们发现，重新审视“吕日周现象”，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一届中央政府倡导的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及以人为本执政新风的丰富含义。

　　之一，关于舆论监督。吕日周是以支持舆论监督名扬天下的，“吕氏舆论监督”在当地功不可没，也曾在全国激起波澜。但是“吕氏舆论监督”有着先天的缺陷：一是设有“禁区”，比如在长治媒体上，几乎所有高层官员都曾受到批评，但惟独没有针对吕日周本人的批评；二是“越界”，最典型的就是在报纸上开展对弓中甫的系列批评，且不说后来证明这样的批评缺乏事实基础，这样的方式本身也和舆论监督背道而驰。

　　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应该有禁区吗？去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一把手”也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如果把“一把手”置之度外，并把媒体监督为个人所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吕日周走后长治的舆论监督逐渐式微，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之二，关于政绩观。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中等城市到底需要不需要投巨资建设千亩大的广场？需不需要卖掉一座效益很好的煤矿为大广场筹钱？

　　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科学的政绩观时说，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用这样的理念来观照当年长治市的“大手笔”，让人警醒。

　　之三，关于权力与职责。我们看到，吕日周的权力几乎涉及长治市所有的领域。但是，现在中央政府强调要建设的是“有限政府”，而不是“全能政府”。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了政府的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政府的职能有限，相应的，官员的权力也应该是有限的，一方面，有些像卖煤矿之类可以交给市场的经济活动根本就可以不管；另一方面，任何官员，无论他的本领多大，他要想在所有的方面都能够准确无误作出决策，也是不可能的，加之监督不到位，出现问题也将是必然的。

　　之四，关于如何对待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长治市曾经发生过“匿名信风潮”，按吕日周的说法，“矛头都是对准我的”，于是公安等就“用了一些手段”，包括派人监控邮局邮箱等。通信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包括写匿名信。这些“手段”的违法性不言而喻。

　　把写匿名信提建议的弓中甫以“贪污”罪名判刑关押一年多，从中我们能看出某种打击报复的嫌疑。由此，也提醒人们，要警惕“反腐败”被异化为某些人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的工具。

　　吕日周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城市面貌，实现理想。在这个理想的指引下，必然要“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似乎可以理解。但“清扫”障碍的手段必须遵守法律，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吕日周评价弓中甫案时说：“当时我只想解决问题，没想到是否会造成偏差。只要利大于弊，就去干。”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日益树立、人权保障已经写进宪法的今天，尊重人的价值、保护人的权利正在成为执政党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涉及人的权利，是不能以“利大于弊”来作为最终衡量的标准的。也许从总体而言，“利”能够达到99%，但如果伤害了一个人，对他来说，“弊”就是100%。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提出上面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无意贬损吕日周的个人道德，更无意抹杀他在长治的功绩。他的一些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东西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比如耗巨资修建超大型广场这种现象决不仅仅发生在长治市，也决不仅仅发生在吕日周身上。可以说，吕日周作为一个典型，其他很多官员身上或多或少的有着和他相似的思想逻辑和行为方式，何况这些官员力图有所作为总会遭遇各种的阻力。所以，对“吕日周现象”进行的反思，也就有了更多的借鉴价值。

　　我们不否认吕日周主政长治市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得益于他超常的权威，也就是政治优势。在当时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之内，他把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展到极致，抵挡住了各种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对政治而言，他是一个强人，在百姓心中，他可能是一个好官。

　　但是，说到底，吕氏主政方式有着很强烈的人治色彩。“人治”在特定时期或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最终要靠制度，靠法治。因为强人和好官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成熟的制度，才能塑造更多的好官。而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依法治国、把政府的各项工作纳入到法制轨道，正是基于对制度建设的重视。

　　如果说多年前在各项制度尚不完备时“人治”会有一定市场的话，于今，人们愈发认识到，人治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得到尽快改变。对此，吕日周到现在也表示认同，他说，“一把手权力大也有弊端，就是当他对民主的认识不到位时，会做出各种错误决策”。

　　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就像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人们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难免有一些不适应。但正是这些不适应，才促使我们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借鉴，及时调整治道的理念和政策。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任务。本报评论员艾君(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