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几起引咎辞职事件，其最大的价值体现为：它在我们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开创性，它的正面效应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应该是我们认识这一事件的基本出发点
近日，继中石油总经理、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引咎辞职之后，在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吉林市市长也引咎辞职———此举在政坛上引起轰动的同
时，在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舆论在对此举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异议。在这些异议中，比较理性且有颇多响应的观点是：要警惕引咎辞职的“负效应”。
同样以理性的态度而言，我们对这种观点并无异议。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事物都有其“负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以为，就此事当下的情况看，急于讨论甚至渲染引咎辞职的“负效应”是不妥的。
在一些论及引咎辞职“负效应”的文章中，比较直接的一个论点是：引咎辞职可能引发某些官员“破釜沉舟”的“豪气”：反正也是丢官，倒不如瞒一次试试———虽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我们同时还认为，这应该是如何“完善”引咎辞职这项制度安排的技术问题，它丝毫不应成为影响我们更进一步坚持搞好引咎辞职这个政治性制度安排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对近来的几起引咎辞职事件的认识应该首先把握这样几点：第一，相对过去“出了事”大多只是让几个“直接责任人”替罪，而负有领导责任者只是“检讨”一下的情况而言，此举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第二，相对过去“出了事”的处理几乎都是自上而下进行而言，此举事实上更多的是较高层次的责任主体“自觉”地承担责任。应该认为，倘若这种主观自觉能广泛地成为官员为官并自我认同的正常道德价值，那无疑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和官员素质的一大进步。第三，虽然这是一大进步，但在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系统中不该把其看成是官员的某种“高姿态”，更不能把其看做是某种类似“恩赐”的东西———它应该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一种常态。
因此我们以为，近来的几起引咎辞职事件，其最大的价值体现为：它在我们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开创性，它的正面效应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应该是我们认识这一事件的基本出发点。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不忙渲染引咎辞职的‘负效应’”。虽然如何在技术的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引咎辞职，并使之尽快地成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但在此举刚刚开始之时，就过多地讨论乃至渲染其负作用，在客观上形成忽视其重要的开创性价值的局面，倒很有可能在实践上对引咎辞职这项制度安排的实行产生某种负作用。
引咎辞职是“自愿”的，同时也是推进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必然逻辑。因而，对更多的官员来说，如何使自己的责任意识成为自觉的内在要求；对社会来说，如何形成引咎辞职的外在强迫，进而使之成为全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价值———这在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重要，而且难度不小的。
当然，如何使引咎辞职制度在技术层面上更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比如避免和防止某些官员“破釜沉舟”的“豪气”，比如对每个官员的权力和责任进行更明确的划分和规范等等，也都是重要而且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在我们看来，原本这就是引咎辞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都不能成为缓搞甚至不搞引咎辞职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