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光瑞
许多媒体发表了各种对高官引咎辞职的评论。笔者注意到一篇题为《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好官》的文章。作者虽没有明显地为马富才叫屈，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对“好官”在问责制下落马感到惋惜，并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错杀一个好官，放过一个昏官。”
笔者不赞成该文的一些说法。国家对一位发生重大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官问责，难道是在对“好官”处罚？何况引咎辞职只是一种“自责”，严格地讲还不能叫组织处理(当然这一行为的发生与外在压力包括来自组织的压力有关)，难道这是一种放弃“自我保护”抑或说是“自我伤害”吗？这样地讨论问题的原由，本身就是荒唐的。
该文作者的想法带有普遍性，即不少人都担心强化了问责制，会不会伤害一些好官？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无意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对于发生问题负有责任的官员追究责任，只是问题处理的一个过程，并非是在处理“好官”。这个时候论及“好官”该不该处理，不仅话题扯得有点远，而且很难说清楚，还会产生社会误导。诱导人们游离于问题之外来考虑对所涉官员的褒贬，进而影响到对问题客观公正地处理。笔者以为，官员对发生问题负有责任，就应该接受处理。至于官员过去“根红苗正，功绩卓然”，那也不应该丝毫影响他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时谈起官员是“好官”还是“昏官”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责制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公正、客观上，是不应考虑所接受问责的官员过去是“好官”还是“昏官”这样一个问题的。不然，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对所谓“好官”是一个标准，对所谓“昏官”又搞另一个标准，不仅标准难以把握，而且会出现许多人为因素，难以确保公正，甚至可能会出现“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现象。不能一视同仁的问责，最终势必导致问责制的失败。
现代行政的科学高效，来自运行机制的规范有序，有体制上的保证。当人们依然看重“好官”，甚至感到“好官”就是有所失误，也应该谅解，给予“好官”更多宽容的时候，表明公众对体制效能还有疑问，或者说不信任，把希望寄托在“好官”也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清官”身上。这说明，我们离现代行政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不要担心严格问责会伤及好官。因为，只要我们有科学规范的用人机制，就会产生更多的好官；而有效机制作用的发挥，又能够保证好官做得更好；在科学机制作用下，还会使原先不一定是“好官”的官，可能也会成为好官。所以说，对好官的爱护，对好官的公平，就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吏治机制，其中应该包括公正客观地严格问责。任何对好官过失的宽容，可能恰恰是对好官的伤害。
